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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延年、陈乔年纪事
点击数:2300    更新时间:2013-9-17 16:11:49

陈延年、陈乔年读书处遗址位于陈独秀故居的南边,现为大南门西巷37号。坐北朝南,两进,一堂3间,厢房左右各3间,正堂原为陈氏家塾,正堂与右厢房有一角门通陈氏故居院内。加上天井约占地200平方米。砖木结构。故居被拆除后,仅存的陈氏家塾现被居民占用。
1995年7月,陈延年、陈乔年读书处遗址被批准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陈延年、陈乔年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被人们誉为“陈氏两英豪”。
陈延年、陈乔年,是陈独秀的长子和次子,安徽怀宁人。延年生于1898年,比乔年大4岁。他俩少年时期是在县城安庆度过的。1915年,陈独秀由日本回到上海,延年、乔年亦由安庆去上海。延年入法语补习学校学法语,乔年则由父亲自教和跟着延年学习。1917年其父赴京任北大文科学长,延年和乔年则留在上海继续学习,不久,兄弟俩都考进了震旦大学。在上海学习期间,兄弟俩的生活十分清苦。每月仅有10元钱供读书、生活之用。为此,兄弟俩不得不半工半读,谋生自给。白天在外做工,晚上以地板为床,吃大饼,饮自来水,夏天蚊咬无蚊帐,冬天寒风刺骨无棉衣,一件夹衣一年四季不离身,面带饥色,身体消瘦。兄弟俩在学业上怀着强烈的求知欲去不断学习、追求,探索新的知识、新的真理。在生活上,本着一箪食、一瓢饮、住陋室、不改乐的精神去切磋琢磨锻炼自己,立志自创前程,做出一番事业来。1919年兄弟俩同去法国勤工俭学,在学习和实践中逐渐认清了无政府主义的本质,且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从此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1922年秋,兄弟俩同赵世炎、王若飞、肖三等5人由法共党员阮爱国(即胡志明)介绍加入法国共产党,后不久转为中共党员。期间,兄弟俩同周恩来、赵世炎、王若飞等先后创建了旅欧共产主义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陈延年当选为“少共”负责人之一,并负责编辑“少共”机关刊物《少年》,后当选为旅欧支部领导成员。1923年4月,延年、乔年从法国到苏联,进入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1924年9月和1925年初,延年和乔年奉中共中央之命,先后从莫斯科回国。延年分到广州,乔年留在北京,从此,兄弟俩分开,在各自的岗位上,开始新的战斗。

陈延年1924年10月初抵达广州,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驻粤特派员,指导粤区团委工作。11月,调任中共广东区委秘书兼组织部长。1925年春,出任广东区委书记,领导广东、广西、福建及南洋地区党的工作。
陈延年出任广东区委书记伊始,就成立了由他和周恩来、张太雷、苏兆征、彭湃、邓中夏等人组成的主席团(即常委会),作为区委的领导核心。接着建立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和监委、军委、工委、农委、团委、学委、妇委等机构。还积极发展党在广东的各级组织。先后组建了香港支部、海陆丰特别支部,成立了中共汕头、琼崖、北江、西江、梧州、闽南地委及其所属各县党组织。在南宁、桂林、厦门、漳州等地也建立了党的组织。到1926年底为止,广东地区的党员从原来的几百人发展到5000多人,占当时全国党员总数的38%左右,而党的各级组织则遍布广东全省、广西和闽南的重要地区,初步改变了党组织不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状况。
陈延年在主持广东区委工作期间,极为重视工农运动。他经常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并和黄包车工人一起出车,了解工人的思想情况,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工人们都亲切地称他为“老陈”,但谁也不知道他就是“留洋”回国鼎鼎大名的区委书记。经过延年和区委其他同志的努力,不仅健全了广东各级工会组织,使工会会员很快发展到几十万人,而且组织成立了工人武装“工团军“,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发展。1925年6月,为了抗议英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的五卅惨案,支援上海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陈延年领导广东区委,组织发动了著名的省港大罢工。这次历时16个月的省港大罢工,是世界工运史上坚持时间最长的一次大罢工,它沉重地打击了英帝国主义,促进了广东革命策源地的巩固和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
为推动农民运动的发展,陈延年选派一批共产党员到农村发动和组织农民,在农民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同时积极支持由共产党员人彭湃、阮啸仙、谭植棠、毛泽东等人在广州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六届农讲所先后为广东全省和全国培养了700多名农运骨干,为推动广东和全国农民运动作出了重大贡献。
陈延年具有坚定的革命原则性,时刻不忘为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而斗争。随着广东革命策源地的巩固和工农运动的发展,在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内部,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的斗争日益尖锐起来。陈延年十分注重维护我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他常对周围的同志说:“我们要提高警惕,不要为国民党抬轿子,不要做国民党的‘姨太太’。”他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坚决执行了团结国民党左派,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正确方针。在国民党二大前夕,陈延年主张,开除国民党右派戴季陶、孙科等人的党籍,在中央执监委选举中,使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绝对优势。但此主张遭到了陈独秀、张国焘等人的坚决反对。因此,国民党二大后不久,蒋介石就发动了“中山舰事件”,接着又提出了“整理党务案”,打击和排斥共产党人。陈延年则以广东区委的名义发表宣言,坚决反对所谓“整理党务案”,并指示黄埔军校的同志:凡没有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一律保持常态,决不能将名单交给国民党。后来,广东各级党组织都对国民党右派的无理要求置之不理。但陈独秀等人则指责广东的工作搞得太“左”。陈延年亦坚决予以抵制和反对。他在一次区委会议上说:“老头子(指陈独秀)不相信工农群众的力量”、“我和老头子是父子关系,但我是共产党员,我坚决反对妥协退让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陈延年的生活非常艰苦朴素。他总穿着一套粗哔叽学生装,油渍斑斑,袖领破烂。他办公、食宿都在一间只有十余平方米的房子里,房里只有一张条桌,一把藤椅,一个书架。书架顶上放着一个简单的铺盖卷,深夜工作完毕,将铺板一摆,打开铺盖,就草草入睡。他一心扑在工作上,从不为个人打算,也未顾及个人的恋爱和结婚。同志们曾把他的生活概为“六不”作风,即“不照相、不看戏、不闲游、不上饭馆、不讲穿着、不作私交”。在他的影响下,广东区委的领导成员,生活俭朴、蔚然成风。
1927年春,党中央决定在武汉召开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延年同志被选为广东区出席“五大”的代表。3月底,他率领广东代表团北上武汉。4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武汉召开会议,研究上海及江浙的工作。会议决定派陈延年等人到上海,传达贯彻中央关于沪区工作决议案。
陈延年离汉去沪的途中,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就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陈延年找到江浙区委后,立即与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李立三等人商讨对蒋斗争的策略,并联名向党中央写了意见书。认为只有迅速讨蒋,才能挽救革命,提出了“迅速出师、直指南京”的讨蒋计划。意见书还不指名批评了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央所犯的错误。同时,着手恢复上海的党和工会组织,使上海的革命斗争得以继续和发展。4月下旬,陈延年即被任命为江浙区委书记。4月底,党的“五大”开幕,延年因上海工作需要,未能出席,但仍被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
1927年6月,党中央决定撤销江浙区委,分别成立江苏省委和浙江省委。6月26日上午,江苏省委在上海北四J33路施高塔路恒丰里104号开会。会上,王若飞传达中央决定,宣布陈延年任江苏省委书记。会议正在进行时,突然来人报告,有一个交通员被捕,此人知道省委机关地址,要他们保持警惕。为此,主持会议的王若飞立即宣布散会,要求大家迅速转移。下午3时左右,陈延年因担心机关的安全,又和其他同志一起回到恒丰里探视,不幸被反动军警包围。陈延年等为掩护其他同志脱险,以桌椅板凳为武器,与军警搏斗。最后,终因寡不敌众,被捕入狱。7月4日,敌人将他秘密押赴龙华刑场。他昂首挺胸,镇静自若。行刑时,敌人要他跪下。他蔑视敌人的嚎叫,昂然屹立。几个刽子手上前强力将他按下,但是,当刽子手松手挥刀欲砍时,他一跃而起,吓得敌人目瞪口呆。刽子手恼羞成怒,一拥而上,把他强按在地,乱刀齐下,延年壮烈牺牲,时年29岁。


陈乔年,1925年春从莫斯科回国后,即被任命为北京地委组织部长。不久,又改任北方区委组织部长。那时他才23岁,是北方区委领导成员中最年轻的一个,是时任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的得力助手。
当时的北京和北方地区是北洋军阀的大本营,是反革命势力的中心。但同时也是革命力量的重点地区之一。为壮大革命力量,打击军阀势力,陈乔年在北方区委的领导下,发起国民会议运动,支持孙中山,联合国民党,与段祺瑞、张作霖等军阀势力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北京的党团组织在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领导下,发动了30万人参加的悼念宣传活动,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运动深入人心。同年5月30日,上海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乔年等领导北京各界民众举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反帝示威游行,有力地支援了上海工人阶级的英勇斗争。
1926年3月12日,日本帝国主义的军舰炮击大沽口炮台,并联合英、美等八国驻华公使,蛮横地向中国政府发出所谓“最后通碟”。为了维护中国主权,打击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陈乔年又和李大钊等发动北京各界十多万群众,于3月18日举行示威大会,会后又亲自领导请愿团到段棋瑞执政府请愿,要求执政府“驳碟”“逐使”,遭执政府镇压。这就是历史上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惨案发生时,乔年站在请愿团的最前列,胸口被敌刺伤,仍坚持战斗。后住院没几天,伤口未愈便出院继续为革命奔走。
1927年4月底,陈乔年作为北方区的代表参加了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党的五届中央委员。五大以后,他留在武汉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1927年8月7日,陈乔年参加了党中央召开的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这次会议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结束了陈独秀右倾错误思想在党中央的统治,提出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和实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陈乔年坚决拥护会议决议,并在会上对其父亲陈独秀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八七”会议后,乔年调到湖北,先任湖北省委组织部长,罗亦农调离后,接任省委书记,领导湖北的党组织和工农群众,为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1927年秋,党中央机关从武汉迁到上海。这年冬,陈乔年亦调到上海,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到上海后,和省委书记王若飞一起,秘密深入工厂、机关和学校,联络同志,召开会议,部署工作。由于他们的努力,上海党的各级组织得以迅速恢复和巩固,上海的革命力量重新聚集起来,为革命运动新高潮的到来创造了条件。
1928年2月16日,正当江苏省委在上海英租界北成都路刺绣女校秘密召开各区组织部长联席会议时,由于叛徒告密,敌人包围了会场,陈乔年不幸被捕。17日,即被引渡到上海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关押在天字监一号。党组织经多方营救,均无效果。关押期间,乔年受尽酷刑,多次被折磨昏迷,但他宁死不屈。每当他苏醒,就给狱中难友讲故事,每讲一个故事,都不放过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机会。
1928年6月6日,陈乔年在上海龙华枫林桥畔被枪杀,时年26岁。他牺牲不久,党组织即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撰文悼念他,以表达全党和全国人民对这位坚强的革命战士、中国人民的忠实的儿子的无比怀念和崇敬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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