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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海东、郭述申关于红27军成立回忆资料的分析比较
点击数:2133    更新时间:2013-9-29 10:19:45

   关于红27军成立地点,20世纪80年代,学界多采纳原红27军政委郭述申关于湖北英山金家铺的说法。当时,宿松党史工作刚刚启动,尚未征集到有充分说服力的史料,未作进一步申辩。经过多年的资料搜集、积累,我们有充分的依据认为,原红27军第79师师长徐海东的回忆更符合历史的真实情况,安徽宿松白崖寨才是红27军正式成立的确切地点。
一、徐海东、郭述申关于红27军成立情况的回忆
关于红27军成立地点问题,在文献资料中至今未见有明确记载,因此只能依据回忆资料来判定。本来,在文献资料阙如的情况下,回忆资料对立准史实确有重要作用。但是,回忆资料与历史真实之间往往有一定的距离,各种回忆资料之间又常常互相牴牾,有些回忆资料本身前后牴牾,有些回忆资料又缺乏旁证的支持。因此,在依据回忆资料立准史实时,必须审慎对待。
建国后,和红27军历史关系密切的当事人和历史见证人主要有两位。一位是当年红27军政委郭述申,另一位是红27军第79师师长徐海东。他们都先后形成过关于红27军历史的回忆资料。但是,郭述申和徐海东关于红27军成立的时间、地点和经过的回忆有明显的不同。
关于红27军成立的经过,1965年,徐海东在《生平自述》中写道:“1932年10月,我带一个团去英山地区打掩护……我们(指徐海东与郭述申——笔者按)一块找到游击司令部,这才知道总部有指示,让我们组织东路游击司令部,牵制敌人。并指派我为东路游击司令兼师长(临时组织一个师)。”②在此之前的1957年4月,徐海东在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9军司令部访问时也谈到了成立东路游击司令部问题,他说:“司令刘士奇看到总部的命令:‘主力速反鄂东地区准备与敌作战,你们迅速组成东路游击司令部,主要任务是配合主力作战,大量钳制敌人,由刘士奇同志任司令,徐海东同志为副司令。’”③1962年10月,徐海东与红25军战史办公室工作人员谈话时说:“我到金家铺去找蔡申熙,半路上遇到郭述申,见到了总部要我们组织东路游击司令部和行动委员会的指示,次日我们就走了,当时分工我整理部队,郭述申整理道委机关,刘士奇组织伤病员。”④徐海东3次回忆资料都使用了“总部”这个词,这是指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还有一点,他的3次回忆都咬定一个史实不松口,这就是:红四方面军总部命令刘士奇、郭述申、徐海东等人迅速组建东路游击司令部。关于红27军成立的时间和地点问题,徐海东回忆资料说,宿松趾凤河战斗歼敌一个团以后,为了扩大红军声势,决定将东路游击司令部改为红27军,刘士奇任军长,郭述申任政委,吴宝才任副军长,徐海东任79师师长。⑤部队还没有整编好,敌军又攻了上来,于是又投入了战斗。⑥
郭述申的回忆资料说:1932年9月底,时任皖西北道委书记的郭述申带领道委机关和2个团的地方武装自麻埠向西南转移,当行至西界岭时,与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刘士奇、红27师师长徐海东率领的79团会合。这时,他们接到张国焘以中央分局名义写的一封指示信,要郭述申负责组织中共鄂皖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鄂皖边区的斗争。10月1日,郭、刘、徐等人在英山县土门潭开会,决定成立鄂皖工委,还决定组建红27军。第2天,在金家铺河滩召开了红27军成立大会。⑦
郭述申回忆资料与徐海东回忆资料涉及红27军的不同之处在于:郭述申说成立红27军之前没有成立东路游击司令部的过节。而徐海东说,先成立东路游击司令部,然后才改编为红27军。
二、关于徐海东、郭述申回忆情况的分析、比较究竟是谁的回忆资料更接近于历史真实呢?我们必须作具体分析:
首先,从回忆资料形成的时间看,徐海东的回忆更要接近于历史真实。
徐海东于1970年逝世。他有关红27军的回忆资料,多形成于1950年代后期和1960年代前期。当时,他才五、六十岁,离所回忆的历史事件发生时的年代也不过30年左右。仅从这一点考虑,我们认为徐海东的回忆内容的可信度是较强的。因为,回忆资料的真实性程度,一般和回忆资料形成的时间与所回忆的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相隔长短有关。相隔时间短,其接近历史真实性强;相隔时间长,其接近历史真实的程度会减弱。人们的记忆力总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衰退,历史事件留在人们头脑中的印象总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郭述申有关红27军的回忆资料多形成于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这时,正如他自己所说,他已经到了“耄耄之年”,记忆力必然要差一些。和五、六十年代徐海东的记忆力相比,当然不能同日而语。更何况,有些老同志评论过,说徐海东虽然是工农干部,但他的记忆力惊人。⑧
第二,就回忆资料当事人的当时的职务和工作性质看,徐海东的回忆内容更符合历史的实际。
当时,郭述申是红27军政委,而徐海东是红27军所辖的第79师师长。他们是上、下级关系,但不能依此来判定上级了解的情况更完整、记忆的更准确一些。应该多考虑他们的职务及工作性质。徐海东一直是军事指挥员,从他担任独立第4师师长起,就和这支部队一直没有脱离过,尽管番号变来变去,职务有所变更,战斗人员有进有出,但他一直关心、熟悉这支部队。郭述申主要是一位党务工作者,他最熟悉、最关心、印象最深的是党组织的变化发展。徐海东回忆在与郭述申会合后,他看到的是总部的命令,而郭述申回忆看到的却是中央分局的指示;徐海东看到的命令中没有关于成立鄂皖工委的内容,而郭述申看到的指示中没有关于组建东路游击司令部的内容。这足以证明,当年他们最留意的、事过多年以后印象最深的是和他们各自工作性质有关的东西。倘若今天我们是在研究、考证当年党组织演变情况,那我们要格外重视郭述申的回忆资料;倘若是在研究考证红军部队改编、部队番号演变的历史,那我们就要格外重视徐海东的回忆资料。问题在于,我们今天是在判定红27军成立的时间和地点问题。因此,我们不能因为他仅仅是师长而不是军长、军政委,而忽视甚至无视他的回忆资料。
徐海东虽不是红27军最主要领导人,但他与红27军关系的亲密度却高于他人。他是红27师师长,而新组建的红军部队又称红27军;他当时带领的部队是第79团,而新组建的红27军主力是第79师,他又是第79师师长。部队番号序数的这种重迭,显示了徐海东与红27军的密切关系。因此,我们要十分重视徐海东回忆资料的史料价值。
第三,从当时的大气候来看,徐海东关于先组建东路游击司令部后改编为红27军的说法是可信的。
郭述申看到的中央分局的指示信(即徐海东看到的总部的命令),是张国焘在企图执行“出潜(山)太(湖)打游击”的计划攻取英山县城未果的情况下又率红四方面军主力准备西进的时候写于途中。这时,中央分局和四方面军总部还没有作出撤离鄂豫皖根据地的决定,仍然在西部外线作战,然后准备寻机打回根据地。在这种情势下,红四方面军总部要求郭述申、刘士奇、徐海东等人组建东路游击司令部,掩护主力西进,坚持东线的斗争,是合乎情理的。徐海东记住了这一点,郭述申却没有提及。⑨
第四,徐海东回忆的情况与文献记载具有一致性。
1933年1月5日《中共鄂豫皖省委给中央的报告》没有说在英山组建红27军,而是“游击队及留在英山一团红军及英山地方武装,在英山集中”。待到“红军向京汉路西去后”,方才提到“新近由赤城过来红27军3团人”。说明在英山尚未成立红27军。⑩
第五,就宿松县征集资料所反映的情况看,徐海东关于组建东路游击司令部的说法得到了旁证资料的支持。
1931年到1932年间,宿松的一部分地下党员和游击队员活动在英山、蕲春一带。当郭述申、刘士奇、徐海东率领的红军队伍自英山转移到宿松县境内时,宿松县的地下党员和游击队战士姚鹏、何瀛、李芸生、袁训钦、闵炳楼、熊大公等人随军行动并充当向导。1960年,宿松县革命斗争史资料征集办公室曾派人访问过他们,征集史料。姚鹏、李芸生、袁训钦、闵炳楼等人提供的回忆资料,都说在英山金家铺成立了“东路军”。并谈到红军到宿松县趾凤河地区后,在白崖寨进行了整编。⑾1983年4月23日,红27军老战士、北京军区副政委陈祥和海军航空兵顾问夏云飞到趾凤河访问,并在趾凤公社召集了解情况的老年人座谈,畅谈当年红军在趾凤河英勇作战的情况。参加座谈的老者提供了一个重要史实:当年红军在趾凤河一带张贴了不少标语布告,布告的标题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东路军总司令部布告》,标语的落款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东路游击司令部  宣”。⑿这些都足以旁证徐海东关于在英山金家铺成立东路游击司令部的回忆是准确的。
第六,应当指出的是,郭述申的回忆资料自身有难以吻合之处。
郭述申不承认在金家铺成立的是东路游击司令部。但他在《战斗在皖西北的红27军》一文中,又使用了“红27军(亦称东路军)”、“东路游击司令员刘士奇”的提法。⒀这似乎是说有“东路军”、有“东路游击司令部”。1982年,郭述申召集原红27军在北京部分老同志座谈,这次座谈会的记录写道:参加座谈的同志一致认为:“在英山的金家铺宣布这两支部队合编组建红27军”、“并没有成立‘东路游击司令部’和‘东路游击行动委员会’”、“红27军也不是东路游击司令部改编的”。⒁
郭述申的回忆资料自身难以吻合之处,给史学工作者带来了一些难以解答的问题,如:红27军因何而又被称之为“东路军”?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刘士奇(郭在《优秀的将领  战斗的一生——忆徐海东同志》一文中称刘士奇是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而《战斗在皖西北的红27军》一文中称刘士奇是“东路游击司令员”)何时当上“东路游击司令员”的?是先有“东路军”呢?还是同时有“红27军”和“东路军”?“红27军”为什么又可以称为“东路军”?对这些问题,郭述申的回忆资料都没有作出解释和回答。
综上所述,可以认定:徐海东关于先在英山金家铺成立东路游击司令部,然后在宿松趾凤河白崖寨改编为红27军的说法是接近历史真实的。也就是说,红27军是1932年10月10日在宿松白崖寨成立的。

【注】
①《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皖西革命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版;《中国共产党安徽地方史》,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
②⑥《徐海东将军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2月第1版第309—310页
③⑤《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资料汇编》,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第465—466页。
④⑧《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资料汇编》,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2月第1版第450页、499页。
⑦《郭述申著述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4月第1版第257页。
⑨徐向前著《历史的回顾》(上),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7月第1版第207—208页。
⑩《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二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9月第1版第237—238页。
⑾姚鹏、何瀛、熊大公、熊金畏、袁训清、祝金中、闵炳楼等人座谈、回忆材料。原件存宿松县档案馆“永久”档,案卷号3、15、18。
⑿1983年4月24日陈祥、夏云飞访问趾凤河座谈记录。原件存宿松县委党史研究室。
⒀《郭述申著述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第164页。
⒁《安徽党史资料通讯》1982年第11期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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