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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工作与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点击数:1794    更新时间:2013-10-9 9:38:21

 

1938年1月,南方游击区部分负责人合影于南昌新四军军部。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离开苏区,根据中共中央决定,项英任苏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事分会主席、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一起,领导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和地方武装,掩护红军主力进行战略转移。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极其艰苦的情况下,他们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保持了南方游击区的革命支点和革命的骨干力量。1937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中对此作出高度评价:“他们的长期艰苦奋斗精神与坚持为解放中国人民的意志,是全党的模范。政治局号召全党同志来学习这些同志的模范。”

  项英、陈毅等能够坚持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关键是由于他们紧密联系人民群众,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群众工作。项英说:“我们深知没有群众的拥护和参加,就不能进行坚持的游击战争,群众是我们游击战争的基础,只有巩固和加强这一基础,才能保证在任何情况下能与敌人继续斗争。因此,我们把群众工作看成为我们最主要的工作之一,以最大的力量去进行这一工作。”(项英:《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解放》第一卷第27期,1937年)陈毅也强调:“游击战争有了人民的基础,赋予坚强的政治领导,他之不可消灭性,也从事实上证明了!”(陈毅:《论游击战争》,《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

  项英、陈毅依靠群众工作、坚持游击战争的主要做法和基本经验有以下几点:

  依靠和发动地方党组织开展群众工作。对于这一点,游击队指战员并不是一开始就明确了的。有的同志认为,坚持游击战争,主要靠发展和加强红军游击队的工作,对地方工作不太重视。对此,项英、陈毅耐心地做思想工作。项英明确指出,放弃地方工作去加强游击队“是极不对的”,“放弃地方工作,就等于削弱自己的力量”。陈毅编写的游击战争歌诀中,更是把“团结群众,配合行动”放在首要位置。游击战争中,红军不可能大部队行动,不便长期地直接做群众工作;由于敌人的进攻,游击队只能在行动中宣传党的主张和扩大红军的影响,用打土豪消灭反动派来发动群众,争取群众的支持和同情,大量具体的群众工作,必须依靠地方党组织。

  把人民群众的利益当作自己的利益。项英强调,我们群众运动的主要方针,“是建立在为争取和拥护群众利益的基础上来开展群众运动,把群众的利益当我们自己的利益一样,一方面坚决反对离开群众切身利益的单纯军事行动,另一方面,反对任何妨碍群众利益以及不顾群众利益的行动。”陈毅明确要求游击队,“经常去老百姓家里,几里外的村庄也要去,和老百姓谈谈”,“吸收和总结经验”,“不能光躲在山洞里不管事情”(陈毅:《忆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89页)。他特别强调:“我们唯一的依靠就是广大的人民,我们就是这个母亲的儿子,我们铁的纪律,就是来源如此。”(陈昊苏:《父亲教我为人民》,转引自《领导中国——120人讲述90年的故事》,学习出版社2011年版)在项英、陈毅的领导下,在游击区,红军游击队和人民群众一起打土豪,将没收的财物分给群众;在赤白交界区,组织人民群众抗租、抗粮、抗税、抗丁,保护群众的利益。他们帮助老百姓修建被敌人烧毀的房屋,想方设法援救被抓群众,并发动群众互助互济。群众从切身利益感到,红军游击队是“处处关切他们,一切行动都是为了他们的利益”,知道红军游击队的胜利和失败,“就是他们的利益的保持和失掉”,红军游击队坚持斗争,“就是对于他们利益最有力的保证”。这正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能够得以坚持的根本原因。

  严格执行党的政策。项英、陈毅等十分注意党的政策,打土豪时,严格将土豪和富农、中农以及商人区别开来,防止引起群众思想混乱,将富农、中农、商人推到敌人一边,从而脱离群众,孤立自己。项英指出,对于打土豪,必须绝对执行党的政策,“在长期游击区周围,很多真正土豪,不是打了就是逃到城里住,这样使打土豪筹款不得不打富农以至打到中农商人身上,如继续下去是非常危险的。我们首先反对这样打土豪,宁可自己受困难,另由其他方面去打土豪,严厉禁止这样破坏我们的政策,对于富农捐款也禁止,在我们游击区,得到富农的中立,对于我们反对敌人的进剿是有帮助的,不致使富农坚持反动帮助敌人来进攻我们”。同时对待落后群众,必须通过思想工作来努力争取。“把落后分子当成反革命分子一样看待,必然遭到打击和失败,敌人正希望我们这样做”(项英:《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陈毅提出,除了做好群众工作以外,还要按照党的政策做好保甲长的工作,在游击区或赤白交界地区建立两面政权。正因为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及时纠正 “左”的错误,使人民群众和红军游击队始终保持密切良好的关系。

  加强群众对敌斗争教育。项英、陈毅认为,人民群众有很高的革命热情,但缺乏组织和斗争经验,只有加强对敌斗争教育,才能帮助群众积累斗争经验,使群众组织发展巩固起来。要向群众揭露敌人的阴谋手段,向他们传授斗争经验。例如,怎样侦察敌情,如何做标记表示有无敌人,如何传达消息,如何安置游击队伤员等。群众识别了真伪,懂得了对敌斗争的方法,就能在实际斗争中切实地帮助红军游击队。值得一提的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期间,陈毅和项英几次脱险,都是由于得到了群众的帮助。

  由于红军游击队坚决依靠人民群众,深入做群众工作,所以深得人民群众的敬仰和支持。不管敌人怎样实行经济封锁,也割不断人民群众和红军游击队的血肉联系。1935年冬,敌人封山封坑,移民并村。群众便利用初一、十五开禁日上山打柴的机会,将粮食、油盐、报纸、纸烟等带进山。后来敌人发觉了,对上山的群众严加搜查。大家又想出新的办法,将挑柴的竹子打通,装上米、盐等丢在山上,重砍一根竹子挑柴下山。项英曾动情地说:“要不是有人民的支援,我们早就饿死了。”(斯诺:《新四军的成立》,《斯诺在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陈毅在《赣南游击词》中也感慨地写道:“靠人民,支援永不忘。他是重生亲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革命强中强。”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遗著的收集、整理与研究”〔11&ZD079〕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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