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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

许 身 国 威 壮 河 山

发布时间:2014-06-25 浏览次数:

中共安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今天,是安庆优秀儿女的杰出代表邓稼先同志诞辰90周年纪念日,我们深切缅怀他为我国科技事业和国防现代化建设建立的卓越功勋,追思和学习他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的科学精神和崇高品质,进一步激励全市人民加快经济强市、文化强市、生态强市建设,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邓稼先同志是为我国的核武器事业无私无畏地奉献了自己毕生精力的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共产主义优秀战士、中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杰出科学家,中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两弹元勋”,中国科学院学术委员(院士)。他一生赤诚爱党报国、献身科学事业,为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贡献了自己全部的心血和智慧,他的光辉业绩将永载中华民族史册。
     1924年6月25日,邓稼先出生于安徽省安庆城外的邓家大屋,8个月后,随母亲和两个姐姐来到在北平(即北京)清华大学及北京大学任教的父亲邓以蛰身边。1935年,在北平志成、崇德中学学习,在崇德中学,与高他两级的杨振宁成为好友。
     1940年5月,邓稼先在一次集会中当众撕碎日本侵略者的国旗,并扔在地上踩了几脚。为避免遭受迫害,未读完高二就被迫离开父母身边来到昆明,在昆明和四川江津国立第九中学习。1941年邓稼先遵从父愿“稼儿,以后你一定要学科学,不要像我这样,不要学文,学科学对国家有用”,进入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受业于王竹溪、郑华炽等著名教授,圆满完成了四年学业。毕业后,邓稼先在昆明培文和文正中学任教,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投身于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斗争。1946年6月,邓稼先回到北平,受聘担任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期间,积极参加大规模的“反饥饿、反内战”的斗争,并在北京大学讲助会勤恳工作,募集物资、钱款支持贫困学生。1947年,邓稼先心怀“将来祖国建设需要人才,我学成一定回来”的志向参加了赴美研究生考试。1948年10月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物理系读研究生。在此,他强烈感觉到中美两国的科学技术水平有难以想象的差距,这深深刺伤其民族自尊心,为中华民族争光争气的强烈责任使其下死功夫读书,玩命似的钻研,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氘核的光致蜕变》答辩。期间,参加爱国组织――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任驻会干事之一。1950年8月20日获得了博士学位。1950年8月29日,他就毅然冲破重重险阻启程回国,放弃了优越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满腔热忱地投身于社会主义新中国建设的热潮中。
     1950年10月至1958年8月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先后任助理研究员和副研究员。1954年,兼任中国科学院数理化部的副学术秘书,协助学术秘书钱三强教授和吴有训副院长工作。期间邓稼先单独或分别同于敏、何祚庥、徐建铭等人合作,在《物理学报》上相继发表了《关于氢二核之光致蜕变》、《β中微子角关联、β―γ角关联和β能谱因子》、《辐射损失对加速器中自由振动的影响》、《轻原子核的变形》等论文。为中国核理论研究做了开创性的工作。
     1956年4月,毛泽东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1958年8月,邓稼先调到新筹建的第二机械工业部九局任理论部主任,负责领导核武器的理论设计,九局即后来的九院,也就是中国的核武器研究院。刚开始他带领28个刚毕业的优秀大学生“白手起家”――建九局、学苏联。首先在北京郊外的一大片高粱地上建立九院,和按照苏联专家要求建设原子弹教学模型厅。他们砍高粱,挑土,平地,抹灰,砌墙等,同时想尽办法向苏联专家学习有关原子弹知识。1959年6月,苏联就以同美、英谈判禁止核武器试验为借口,拒绝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有关技术资料;1959年8月,苏联单方撕毁合同和撤走全部专家。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和没有资料,缺乏试验条件的情况下,邓稼先挑起了探索原子弹理论的重任,被迫开始了“一切只能靠我们自己干”。我们如何干,从何开始干,这是核武器研究院“龙头”的理论研究部主任邓稼先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也就是确定研制原子弹的主攻方向。1959年,邓稼先根据中央决策“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选定中子物理、流体力学和高温高压下的物理性质这三个方面作为研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主攻方向。选对主攻方向,是邓稼先为中国原子弹理论设计工作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邓稼先带领大家刻苦学习理论并亲自讲课,由于书籍和资料很少,一边翻译一边刻印,一边学习一边讨论,共同探索原子弹理论设计奥秘。他们一方面推公式、搞粗估、求近似值,再深入;一方面进行精确计算,计算机使用的打孔纸带一麻包一麻包从地面堆积到屋顶,以至整个房屋。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称他们计算的问题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那时,由于条件艰苦,同志们更多是使用算盘进行极为复杂的原子理论计算,为了演算一个数据,一日三班倒,邓稼先跟班指导年轻人运算。经过三年的努力,邓稼先及其带领的年轻人顾不上身体和家庭,以他们的智慧、勤奋和无私奉献的精神,终于在中子物理、爆轰物理、流体力学和状态方程方面取得了一定研究成果,叩开了原子弹理论设计的大门。
     1961年邓稼先向聂荣臻、陈毅、宋任穷、张爱萍等领导和专家作关于第一颗原子弹蓝图报告,描绘了原子弹的雏形,该报告“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1962年,邓稼先和其同事拿出了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为中国核武器研究奠定了基础。1962年11月3日,毛泽东主席在二机部争取在两年后制成原子弹的报告上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并成立以周恩来总理为主任的中央专门委员会,统一领导这项工作,宣布了我国核武器进入决战阶段。1963年2月,邓稼先在华北某地参与并指导了核试验前的轰炸模拟试验。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实现了“争气弹”的爆炸。爆炸后他率领研究人员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
     1963年9月,邓稼先他们在完成原子弹研制任务后,遵照聂荣臻元帅的命令,带领九院理论部中研制原子弹的全班人马,又开始承担起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理论设计任务。大家还没有来得及庆祝和休息又必须夜以继日地探索氢弹理论设计方案,开始提出多种想法,最后由邓稼先主持选定技术途径,并分头上计算机去实际运算研制氢弹的可能途径。邓稼先同于敏他们一起在上海不分日夜地探索和研究,终于形成了一个有充分论证根据的氢弹理论设计方案,也就是后来被外国人称之为研制氢弹的“邓―于理论方案”。在经过了几次冷试验验证了“邓―于理论方案”的正确后,根据中央专委决定集中全部力量按照“邓―于理论方案”进行了两次热试验。
     1966年5月9日和1966年12月28日核爆试验成功。这既检验了热核爆炸的基本原理,也解决了自持热核反应、利用原子弹来引爆氢弹、放出巨大能量等一系列要素,更证明了研制氢弹的“邓―于理论方案”是正确的,为半年后我国第一颗氢弹的成功奠定了基础。1967年6月17日,中国的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成功。从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到1967年6月17日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我国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比起其他核大国来,速度是最快的(前苏联8年、美国6年、法国4年、中国2年8个月)。中国能在那样短的时间和那样差的基础上研制成“两弹”,这让西方人都感到不可思议。
     1972年,邓稼先任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副院长。1979年,任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院长。期间,邓稼先他们继续深入研制和试验原子弹、氢弹等核武器。奔波于研究室与试验场地之间,将科学研究的成就和工业技术发展相结合,前者为后者在开辟道路,成为后者的依据和指导,而后者又不断反馈信息,给前者提出新的课题,相互衔接,相互渗透,相互促进,创造了核武器研制的新体制。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84年的10月,在纪念原子弹成功爆炸20周年时,邓稼先高兴地写下:“红云冲天照九霄,千钧核力动地摇。二十年来勇攀后,二代轻舟已过桥”。也就是说像邓稼先 “为了它死了也值得” 这样一批甘于奉献的知识分子已经成功研制了第二代核武器。
     1985年7月,邓稼先拖着病体从试验地罗布泊回到北京,准备参加会议,但他被医生强迫住院。“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面对自己的病情,面对当时的国际局势和核大国对我国的压力,邓稼先万分焦急,他考虑的不是自己的病情,而是核大国设计技术的水平已经接近理论极限,因此有可能出于政治上的需要,而作出目的在于限制别国发展,维持他们自身优势地位的决策。这对于正处在发展关键阶段的我国,将会丧失时机,产生“多年努力,将功亏一篑”的严重后果,将会对国家造成不可弥补的巨大损失。为此邓稼先不顾重病缠身亲自组织研究讨论,起草给上级领导的报告,申述意见和建议。他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事业心,以超人的顽强意志在病榻上思索、工作;他忍着化疗带来的痛苦,坐在橡皮圈上对报告作一字一句的推敲、修改;抢在大手术之前,还满满地写下了二页纸,提出报告的内容还要作哪些调整、最后如何润笔、报告应报送哪里等意见。1986年4月2日,由邓稼先和于敏署名,包含着九院多位科学家心血的建议书完成,上报中央。此后,按照这份建议书制定的目标、途径和措施,九院的继任院长们带领着以邓稼先的科学精神和言行培养出的能学、肯干队伍一起努力干了10年,终于使我国也达到了能够停止核爆试验,代之以实验室模拟的高度。这是邓稼先为党和人民作出的最后贡献。1996年7月29日,即邓稼先逝世十周年的日子,中国成功地进行了最后一次核爆试验,并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从1996年7月30日起,开始暂停核试验。这标志着中国终于和其他核大国一样,跨过了原子弹、氢弹、第二代核武器、核禁试等四个阶段,进入了实验室模拟的自由天空。
      自1958年8月,邓稼先“为了它死了也值得”开始到1986年6月病危,隐姓埋名,呕心沥血,开始了艰难地探索和研制核武器,奔波于北京、青海、新疆和四川之间,深入到飞沙走石的戈壁滩和深山峡谷的无人区。在这28年间,我国共进行了31次核试验,邓稼先主持和参加了15次。邓稼先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至1989年间因“原子弹的突破和武器化”、“氢弹的突破及武器化” 、“××××弹装置的突破”、“核武器的重大突破”而四次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的特等奖。这是邓稼先人生旅途上更是我国核武器研制一个个重要里程碑。核武器研制成功不仅打破了核讹诈,也使我国挺起了坚强的民族脊梁。“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改变了世界的形势和中国的地位。”(1964年11月3日蓬皮杜(时任法国总理)) “中国核爆炸是改变世界形势的壮举。”(新加坡《阵线报》) 中国核爆炸成功是“中国之光,亚洲之光。” “当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的新闻传到海外时,中国人的惊喜和自豪无法形容的。在海外中国人的眼中,那菌状爆炸是中华民族精神之花朵。那从报纸广播传出的新闻,是用彩笔写在万里云天上的万万金家书。”(美籍华人赵浩生教授)
     邓稼先同志于1951年加入九三学社,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邓稼先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院长、全国劳动模范。1999年9月被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09年9月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
     我们今天纪念邓稼先同志,就是要学习他那种热爱祖国、艰苦奋斗、无私奉献、鞠躬尽瘁、舍生忘死的精神,他为我们树立了“两弹一星精神”的典范。邓稼先中学毕业为了“学科学有用”选学物理学;新中国成立前好友劝其留在北平迎接解放,邓稼先明确回答“将来祖国建设需要人才,我学成一定回来”;在接受研究原子弹这项特殊任务后,这样告诉家人“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的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从这些简洁的话语中可见邓稼先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始终以祖国为重,以科学救国、科学报国为荣,尤其在核武器研究所的28年间,真正做到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
     为了核武器事业,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邓稼先刚开始时是白天搞试验场地建设,晚上挑灯夜战学理论,在没有资料,缺乏试验条件的情况下,既当领导,又当老师。他沉迷于核武器研究以至于在上课间隙站在那儿就睡着了;在骑车的路上,人们发现他眼睛是直的,甚至有时掉进了路旁的小水沟里;即使偶尔同家人在一起,家人也发现其不像以前那样同大家分享家庭的幸福快乐,而心不在焉;在上海研究氢弹时,通宵达旦,最多和衣躺在计算机房的地板上。在住院期间,更是不顾自身的病痛拟出建议书,正如其继任者在纪念他去世十周年文章中所说“他完成了饱含着满腔热血的生命绝唱,完成了他为党和人民作出的最后贡献”。这是对科学的执着,更是对祖国建设的高度责任感和事业心。
     为了核武器事业,他勇于探索和创新。在核试验的方案中,当时提出三个步骤或是两个步骤的实验,三步比较稳妥,但费钱、耗时且威力小,两步有一定的风险性,但省钱、不费时且威力大,但邓稼先凭借自己深厚的理论功底,果断作出决策,采用两步并获得批准,为祖国节省了三千多万,且加快了研制进度。核试验准备爆炸前,发现计算结果有问题,大家提议取消实验,他又以自己的睿智分析计算的误差在可控制范围之内,不会影响实验结果。试验照常进行,并完全成功。
     为了核武器事业,鞠躬尽瘁、舍生忘死。1979年,在一次航投试验时出现降落伞事故,原子弹坠地被摔裂。邓稼先不顾基地司令员陈彬的“老邓,你不能去,你的命比我值钱”等同志的多方劝阻,仍然冲向危险地区,直到找到了原子弹碎片,确保“平安无事”,但他自己却“所有的化验指标都是不正常的”。一次深夜刚休息,接到核材料加工车间电话,说一个重要部件出现了问题,他放下电话就出门上了吉普车,不顾雨夜山路的塌方等种种危险,甚至在大水漫过桥面仍然“冲,向前冲”,他没有想到自身的安全,只想尽快赶到处理问题。
     我们今天纪念邓稼先同志,就是要学习他那种平易近人、深入实际、团结群众的优良作风。他为我们树立了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的典范。邓稼先赞赏别人,爱用pure(纯洁),这是他特别欣赏或终生刻意追求的道德境界,处处表现出这一点,一些人干脆称邓稼先pure,称他是 “大小孩”“娃娃博士”,在九院人们喊他“老邓”。他给人的印象就是热情、诚恳、随和、淳朴、憨厚和平实,如孩子般的天真。正如“50年友谊,亲如兄弟”的扬振宁在纪念邓稼先逝世7周年文中写到“气质和品格是他所以能成功地领导许许多多个各阶层工作者为中华民族作了历史性贡献的原因” 。 他运用现代管理方法,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注重调动人的积极性。邓稼先用宽阔的胸怀团结同志,发挥大家的特长。他依靠集思广益取得了学术上的重大进展,并多次取得核武器研究方面的突破。他与群众的关系和谐融洽,年轻的科技人员把他看成老师和兄长。人们说:“老邓交下来的任务,我们是不讲条件的。”正如扬振宁所说:“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这个特点我想很少人能够做到的,就是他能够使手底下的人百分之百地相信,邓稼先是为着公而不是为着他自己。”也正因为如此,才能克服“文化大革命”中的派系斗争等种种困难,使核武器研制不断取得了成功。
     我们今天纪念邓稼先同志,就是要学习他那种任劳任怨、埋头苦干、甘当无名英雄的崇高品德,他为我们树立了“三严三实”的典范。在研制核武器过程中有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和探索性研究工作都是邓稼先亲手把关最后拍板的。很多方案都是他亲笔写的,而他从没有署过自己的名字。他常对青年同志们说:“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但工作目标要奔世界先进水平。” 工作时他身先士卒;攻关时他废寝忘食,甚至睡在机房里;有放射性危险时,他冲在最前面。实验中出现重大意见分歧和技术参数变化等,他总是以他深厚的科学功底和对核武器技术系统的全面掌握,以果敢的锐气作出决断。从核装置的理论设计、加工组装到实验,他无不亲临现场把关,我国进行的全部核试验,他有一半到现场。在特种机床加工原子弹的核心部件时,在核试验前插雷管时,邓稼先总是站在操作者的身后,让人们心里感到踏实。在授予全国劳动模范时,他说:“核武器事业是要成千上万人的努力才取得成功的,我只不过做了一小部分工作,只能做为一个代表而已”。
     我们今天纪念邓稼先同志就是要学习和传承邓稼先精神和崇高品德。邓稼先是我们安庆的骄傲,更是中国的骄傲,安庆人民以邓稼先为荣,因为他始终在中国武器制造的第一线,领导了许多学者和技术人员,成功地设计了中国原子弹和氢弹,把中国国防自卫武器引领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他是中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他是“民族之光”;他使祖国挺起了坚强的民族脊梁。他永远值得我们中华民族崇敬和景仰,永远值得祖国人民纪念和学习。(安庆日报6月25日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