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伯钧(1895——1969)，今后方乡人。伯钧少时就读于桐城中学。民国5年，伯钧以优异成绩考入武昌高等师范英语系。其时，新文化运动正在全国勃然兴起，他一面苦读功课，一面强烈探求新的思想。他完成高等师范学业后，被聘为宣城师范校长。恽代英、肖楚女被伯钧聘请来校任教，积极传播革命真理。民国11年，伯钧经安徽省长许世英推荐，与朱德、孙炳文、房师亮一道赴德国留学，攻读黑格尔哲学。留学期间与朱德、谢树英等组织“新同乡会”，受德国华人的热烈赞同。有一次，一位浙江同胞被德国人百般凌辱并惨遭杀害，“新同乡会”挺身而出，一直状告到柏林最高法庭，使德国人低头认罪，从而显示出中国人不容外族欺侮的民族气节。伯钧后经朱德介绍，加入在德国的中共组织，朱德任组长，伯钧任副组长；与当时在法国的周恩来、邓小平等来往密切。民国14年，伯钧在柏林结识国民党左派势力的代表邓演达，两人一见如故，关系日深。次年，伯钧学成回国，被中山大学文学院郭沫若院长聘为教授。
　　北伐战争时，伯钧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宣传科长，后代理政治部副主任。大革命失败后，他离开武汉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任起义部队政治部副主任兼任第九军党代表。起义失败后，流亡香港，与中共组织失去联系。民国17年初，伯钧从香港到上海，与谭平山、朱蕴山、张曙时等着手建立“中华革命党”，该党的积极活动为随后正式建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打下基础。民国20年，日本侵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南京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致使东北三省饱受蹂躏。伯钧、黄琪翔等代表“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立即提出了“倒蒋抗日”的政治口号和十大行动纲领。民国22年秋，伯钧与黄琪翔等在香港与陈铭枢、李济深等秘密商定，以“抗日、倒蒋、联共”为宗旨，发动了“福建事变”，宣告福建人民政府成立。伯钧担任经济委员会委员兼任该委员会所属的土地委员会主任，在短暂的任职期间，积极开展“计口授田”的土改试点工作，成效显著。福建人民政府在蒋介石大军围剿下夭折，伯钧流亡日本，在东京与党内外爱国人士继续筹划“倒蒋抗日”的救国大计。民国24年，伯钧从日本回香港，响应中共的《八一宣言》，以“抗日、联共、反蒋”为该党的总方针，并于同年11月在九龙大埔召开“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主张用马列主义统一思想。大会所通过的《告同志书》和《临时行动纲领》，标志着“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建党以来的历史转折，开始同中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历程。为广泛宣传革命思想，促进全面抗战，揭露亲日派投降阴谋，伯钧创办了该党中央机关刊物《抗战行动》和《前进日报》。民国27年3月，国民党在武昌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成立“国民参政会”，为战时最高民意机关。伯钧代表“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被聘为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在会议中，伯钧与中共参政员和各党派、无党派的参政员进行广泛接触，积极商讨能真正体现人民意志的共同提案。汪精卫叛国投敌后，伯钧代表“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并以国民党参政员的身份向全国发表《声讨汪兆铭通敌卖国》的通电。并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关于汪兆铭叛国的感想》，有力抨击了亲日派投降叛国丑行，对促进全面抗战与民族解放，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民国28年10月，伯钧与梁漱溟、黄炎培、张澜、沈钧儒、罗隆基等在重庆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当时受到毛泽东极力称赞。民国30年2月，伯钧等人又决定在“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基础上，由各党派人士组成阵容宏大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对民主运动是一个新的推动，得到中共的热烈支持。民国33年9月15日，中共代表林伯渠在国民党参政会上，正式提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9月24日，章伯钧与沈钧儒等召开了近千名党内外著名人士参加的“民主宪政促进大会”，热烈响应中共这一号召，并一致提出“实行民主，挽救危机”的行动纲领。民国34年7月1日，伯钧等6位国民政府参政员偕同王若飞抵达延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等中共领导亲往机场迎接。伯钧延安之行，扩大了中共在各民主党派中间的政治影响，并通过努力协商，找到民主建国的基本共同点。民国35年，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东北解放区，伯钧等民盟领导人立即举行记者招待会，重申民盟争取和平民主的一贯主张，呼吁全国人民共同努力，制止内战，挽救危局，并频繁奔走斡旋于国共两党之间。由于民心所向，迫使蒋介石下令暂停进攻东北。民国36年2月，伯钧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四干会议，并作了《党务报告》，正式决定党的名称改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会议决定全面配合中共进行“策反、组织武装斗争”等各种倒蒋反美活动。同年10月，国民党宣布民盟是中共之附庸，并枪杀了民盟常委杜斌丞。11月，伯钧与沈钧儒、周新民先后离沪到香港，同原在香港的民委邓初民、沈志远等会合，继续坚持斗争。

为迎接全国解放，伯钧于民国38年2月向中国农工民主党发出号召，要求全党除继续进行策反、组织民众以各种方式与国民党斗争外，还普遍开展了“护厂、护仓、护校”、“保产、保资、保物”的“三护三保”活动；发动群众为解放军“修路铺桥、筹集粮草、送鞋送伞”的“三支”活动；劝工商业者不去香港，劝国民党军政要员不到台湾，劝中上层职员坚守岗位的“三劝”活动。
    1949年9月，伯钧在北京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伯钧任首任交通部长，并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二届民盟中央副主席、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在农工民主党第五届第六次全国干部会议上，伯钧被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1958年11月，农工民主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选章伯钧为中央委员。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1969年5月17日，在北京病逝。1985年11月，农工民主党和民盟中央均举行座谈会，纪念他诞辰90周年。（图：章伯钧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