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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和《新青年》

发布时间:2013-09-11 浏览次数: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以《新青年》的创办为标志。《新青年》于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刊。创刊伊始,原名为《青年》杂志,从第二卷第一号(1916年9月)起才改名为《新青年》。《新青年》的主办人是陈独秀。

    陈独秀,1879年10月9日(清光绪五年八月二十四日)出生于安徽怀宁县的一个书香门第之家,出生时取谱名陈庆同,官名乾生,字仲甫。因自幼丧父,幼小的陈独秀的启蒙教育便落在了祖父陈章旭的身上。陈独秀从6岁到8岁,都由祖父教读。其祖父学问甚笃、为人慷慨、个性独特,但性情严苛,粗暴易怒。在祖父严厉的管教下,小庆同没少挨板子,同时祖父的粗暴方式也造就了他叛逆的性格。陈独秀的母亲查氏,宽厚善良,她不像公公那样严厉,总是对幼小的庆同充满希望,每当他淘气犯错时,母亲总是温和地劝勉,母亲的宽厚造就了他性格中善良的一面。以致后来陈独秀回忆时还说到:“母亲的眼泪,比祖父的板子,着实有威权,一直到现在,我还是不怕打,不怕杀,只怕人对我哭,尤其妇人哭,母亲的眼泪,是叫我用功读书之强有力之命令。”陈独秀:《实庵自传》,转引自朱文华《终身的反对派――陈独秀》,青岛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祖父去世后,又有很多教师管教他,最后一个是长他9岁的兄长孟吉。孟吉为人忠厚,他深知幼弟不喜欢八股文,便对他不作严要求。陈独秀称他为好好先生。

1896年,陈独秀考中了秀才。次年,他离家去南京参加乡试。乡试共分为3场,每场3天,共9天。当时正值夏季,天气炎热,几百名应试人员被安排在闷热的考棚里进行为时9天的考试。考试的环境极端恶劣,饱读诗书的儒生们已无心顾及读书人的斯文体面了,陈独秀印象最深的有一幕:

     考头场时,看见一位徐州的大胖子,一条大辫子盘在头顶上,全身一丝不挂,脚踏一双破鞋,手里捧着试卷,在如火的长巷中走来走去,走着走着,脑袋左右摇晃着,拖长着怪声念他那得意的文章,念到最得意处,用力把大腿一拍,跷起大拇指叫道:“好!今科必中!”

看到如此丑态的“今科必中”先生,陈独秀内心激起的厌恶及失望之情不可抑制。正如后来他描述的:“由那些怪现状联想到这班动物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因此又联想到所谓抡才大典,简直是隔几年把这班猴子、狗熊搬出来开一次动物展览会;因此又联想到国家一切制度,恐怕都有如此这般的毛病;因此最后感觉到梁启超那班人们在《时务报》上说的话是有些道理呀!……一两个钟头的冥想,决定了我个人往后十几年的行动。我此次乡试,本来很勉强,不料其结果却对于我有意外有益!”陈独秀:《江南乡试》,张胜友、蒋和欣主编《中华百年经典散文・吾国吾民卷》,作家出版社2004年版,第28-29页。乡试的第二场和第三场,陈独秀都交了白卷。“学而优则仕”这条道路他已经不想走了,他选择了彻底放弃这次中举的机会。不过,这次乡试却使陈独秀获取了比乡试更大的收获。

    乡试期间,陈独秀结识了几个维新人士,在与他们的交往中,谈论最多的是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康、梁等维新派提倡西学,主张设立新式学堂,猛烈抨击科举制度的弊端,这让本已对科举入仕心生厌恶的陈独秀大开眼界、茅塞顿开,他的思想开始向资产阶级改良派转变。

甲午战争中国战败,许多忧国忧民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留学日本寻找救国救民的良药。陈独秀于1901年东渡日本留学,之后,他开始由改良派转变为一个革命派。1903年夏,陈独秀从日本留学归来,到达上海。同年8月,他与章士钊等人创办了《国民日日报》,以接替当时已被清廷查封的《苏报》。《国民日日报》更加注重理性的分析,它既继承了《苏报》的革命精神,又使民主革命思想的宣传向更纵深的方向发展。由于清廷不能忍受任何与其政权相悖的“异端邪说”,于是“通令长江一带,严禁售阅”。再加上报社内部的纷争,经费短缺,《国民日日报》前后发行4个月,终于在12月份被迫停刊。之后,陈独秀从上海回到安庆,酝酿着另一种刊物的创办。1904年3月,《安徽俗话报》在芜湖创刊,陈独秀既是主办人,又是撰稿人和编辑。这份报纸通俗易懂,白话文的形式和丰富的内容使它深受民众的喜欢。虽然表面上是为民众普及知识,其实它与反帝反封建的精神暗中切合。后因该报涉及不利于洋人的内容,被迫停刊。

    1904年冬,在章士钊的邀请下,陈独秀从安徽来到上海,加入了一个暗杀团体,与已是该团成员的蔡元培相识。1905年安徽公学开学,这种新式学堂既可以培养进步青年力量,又可以为革命活动作掩护。是年夏,为了以暴力推翻清政府,陈独秀联合一些进步人士以安徽公学为基地成立了“岳王会”,取岳飞“精忠报国”之义,这是个反帝反封建性质的革命团体。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之后便在中国大地上发展壮大,势不可挡,为了适应不断壮大的革命形势,孙中山开始让同盟会的骨干回国发展各地的革命组织,“岳王会”自然也是其整合的目标。后来,岳王会的成员几乎全体加入同盟会,最后只剩下总会长陈独秀一人。他始终不愿意加入同盟会,认为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口号与自己的革命理想相差甚远。此后,陈独秀埋头深造,以一个书生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炮响,让陈独秀看到了革命的希望,他又开始积极从事革命活动。12月,他应安徽都督孙毓筠之邀出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在任秘书期间,他的好友汪孟邹曾找到他要求谋一份差事,陈独秀早已看出当时的时局并不稳定,便劝说好友还是开一个书店为好。汪孟邹接受了陈独秀的建议,在上海开办了“亚东图书馆”。果然如陈独秀所料,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的势力进一步发展,陈独秀被严令通缉。

    1914年5月,章士钊在日本东京创办了《甲寅》杂志,抨击袁世凯违反共和的原则和专制统治,7月,陈独秀应邀去日本协助章士钊编辑该杂志。在那里,他结识了李大钊、高一涵等人。陈独秀在杂志里以其深刻的思想、犀利的文字以图唤起国民的觉醒,《甲寅》杂志在当时的中国知识界获得了很高的声望。1915年初,《甲寅》杂志的出版移往上海,由亚东图书馆印刷发行,但不久,因为章士钊的一篇《帝制驳议》,杂志被禁止销售,不得不停刊。

   “二次革命”失败后中国时局的变化让陈独秀深受刺激,他认为在中国搞政治革命没有意义,“欲使共和名副其实,必须改变人的思想,要改变思想,须办杂志”任卓宣:《陈独秀先生的生平与我的评论》,《传记文学》第30卷5号。。陈独秀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得到结论: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他从日本回到上海后,就向好友汪孟邹表达想要办一本杂志的愿望,请汪孟邹帮忙。据汪孟邹后来回忆:“他想出一本杂志,说只要十年、八年功夫,一定会发生很大影响。”汪原放:《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学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33页。亚东图书馆财力较弱,但好友汪孟邹却对陈独秀鼎力相助。他找到了群益出版社的陈子沛、陈子寿兄弟商讨此事,两兄弟欣然答应,并商定杂志每月的编辑费和稿费为二百元。经过一系列筹备工作,1915年9月15日,《新青年》的前身《青年》杂志在上海诞生了。

   《青年》杂志于1916年9月改名为《新青年》,原因是上海群益书社收到了上海青年会的一封信说,《青年》杂志与他们的周报《上海青年》的名字有些雷同,应该及早更名,以避免冒名之嫌。而当时北洋政府的著作权法对假冒仿制等也有明文规定。于是,出版方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建议杂志更名为《新青年》。
    杂志第一卷第一号上刊登了陈独秀的《敬告青年》一文,它是《新青年》的发刊词,同时也是《新青年》的第一篇纲领性文章,是陈独秀发动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文中指出“人权说”、“生物进化论”、“社会主义”这三事是近代文明的特征,而要实现这三事,关键在于新一代青年的自身觉悟和观念更新。他勉励青年崇尚自由、进步、科学,要有世界眼光,要讲求实行和进取。陈独秀在文章开篇就提出了青年应具有的思想和品质,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隐退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贯穿这六条的一条红线就是民主与科学,这是陈独秀对青年寄托的希望,也是他理想中的新时代国民应具备的新文化精神的实质内容。他的倡导得到了广大先进知识分子的拥护。

   《新青年》是在近代中国人民学习西方基础上诞生的,其对民主和科学的宣传是对过去学习西方学说的继承和发展,是对辛亥革命后思想文化领域里的补课。陈独秀和《新青年》把近代中国的思想发展及其斗争,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一个坚决地、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斗争的新阶段。

    由于内容和形式上新颖夺目,《新青年》的销售量一路攀升。一开始每期只需要印一千份,后来一再重印,最多一期能销售一万五六千份,这在当时是惊人的业绩。那时候的报刊每篇文章都不分段落,也不使用标点符号,读起来非常不易。《新青年》开中国编辑业务的风气之先,决定使用分段编排和新式标点的方法,以克服旧式的编排带来的不便。在编辑业务上的创新,方便了读者,受到读者的欢迎。此外,《新青年》原本还计划像外文那样改为横排版,但这个想法遭到了群益书社的反对,只因横排版会使印刷费用增加。经费上的困难使《新青年》的这一方案未能实行。

    1917年之前,《新青年》完全由陈独秀自己主办。1917年1月,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聘请陈独秀为文科长。陈独秀从上海来到了北京,也把《新青年》的编辑部移到了北京,编辑工作在其家中故宫东侧北池子箭杆胡同9号进行。蔡元培坚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允许不同学派、不同主张同时并存,以活跃学术气氛,促进学术思想的发展,他依此原则聘请了各种不同的专家学者来北大任教。在陈独秀来京之前,钱玄同、沈尹默已在北大文科任教。1917年夏,胡适从美国留学归来被蔡元培聘请到北大讲授中国哲学史的课程。同年11月,李大钊来到北京大学,1918年1月任北京大学图书部主任。鲁迅当时虽没有任教于北大,但与北大教授们关系密切。

    1918年1月,《新青年》由陈独秀个人主编改为同人刊物。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人都参加到编辑部中来并成为主要撰稿人。据沈尹默回忆:“《新青年》搬到北京后,成立了新的编辑委员会,编委7人:陈独秀、周树人、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并规定由7人编委轮流编辑,每人一期,周而复始。”1919年1月,《新青年》六卷一号曾将这种轮流编辑的办法公之于众,据六卷一号封里《本志第六卷分期编辑表》所载名单是:第一期,陈独秀;第二期,钱玄同;第三期,高一涵;第四期,胡适;第五期,李大钊;第六期,沈尹默。彭明:《五四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3页。以《新青年》为中心,以北大教授为主力的新文化阵营就这样形成了。

   《新青年》集结的人物是多方面的,既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也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大多数都接受了西方民主主义的思想,不满封建伦理对人性的束缚,提出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主张从道德、文学上对社会进行改革。1917年2月,《新青年》提出了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主张,提出开展文学革命,以反击中国腐朽的封建文学和僵化的文言文对人们思想的禁锢、对新文化运动发展的阻碍。陈独秀在《新青年》第2卷第6号上发表了《文学革命论》一文,提出三大主张:“推倒阿谀奉承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投诉的社会文学。”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2卷第6号。这些主张为中国新文学的诞生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同时也得到了钱玄同、刘半农、鲁迅等人的支持和响应。

    由于政治理想不同,《新青年》的编辑们在确立编辑方针方面各抒己见。陈独秀把青年的修养放在首位,注重改造青年的思想,以提高“修身治国”之道。而《新青年》的另一位撰稿人胡适,却决心不谈政治。李大钊不同,他从一开始就把新文化运动和政治斗争联系起来,分析社会发展的动向,把自己的政治观点诉诸笔端,毫不隐晦地表达出来,增强了《新青年》的战斗性。

    1919年爆发了“五四”反帝爱国运动,陈独秀因散发传单被捕,加上《新青年》编辑部的内部意见分歧很大,《新青年》第6卷第6号拖延4个月才恢复出刊。第7卷第1号起又由陈独秀一人主要撰稿。1920年,陈独秀由北京返回上海,《新青年》的编辑部又随之迁回上海。从第8卷开始,《新青年》成为陈独秀在上海组织的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1922年7月1日出版第9卷第6号后,休刊。1923年《新青年》随着陈独秀来到广州,改为季刊,根据中共“三大”决定,从6月15日起,《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机关刊物,由瞿秋白任主编,直到1926年7月停刊。

   《新青年》从创刊到休刊,期间有7年时间,这7年是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思想大解放的年代,它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向封建主义及其意识形态发起猛攻,震撼了整个思想界和舆论界,引起了封建卫道士们的极端仇视,新旧思潮的大激战猛烈地展开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民主主义者,利用《新青年》这个阵地,组织了一系列文章,义正词严地驳斥了整个封建势力的非难,进一步澄清了一些笼罩在中国人民脑海中的疑惑。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袖人物,如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蔡和森等,都在《新青年》的影响下,开始探索救国救民的新道路。如恽代英当年就写信给《新青年》说:“我们素来的生活,是在混沌的里面,自从看了《新青年》,渐渐地醒悟过来,真是像在黑暗的地方见了曙光一样。”恽代英:《通信》,《新青年》第6卷第3号。周恩来在东渡日本留学时,称《新青年》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在日记中写道:“这几天连着把三卷的《新青年》仔细看了一遍,才知道我从前在国内所想的全是太差,毫无一事可以做标准的”,“我愿意自今以后,为我的‘思想’、‘学问’、‘事业’去开一个新纪元才好呢”。金冲及:《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页。也正如毛泽东后来和斯诺谈话中所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当时我在湖南长沙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开始读这一本杂志。我特别爱好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他又说:“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了上课、阅读报纸以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问题。”〔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25页。

    诚如毛泽东、周恩来和恽代英所言,《新青年》的确如同一个时代的启明星,照亮了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知识青年前进的道路,吹响了思想解放的号角,拉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影响了整整一个时代的青年。(张珊珍)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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