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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如何评价陈独秀:他是有过功劳的

发布时间:2013-09-14 浏览次数:

 

   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正确评价历史人物,是衡量我们能否真正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重要标志之一。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到五大党的总书记,后于1929 年被开除出党,1942 年寂寞谢世。其身后,有“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的光环,也有“右倾机会主义者”“右倾投降主义者”,乃至“汉奸”“叛徒”的名号。陈独秀的历史,与中国近现代史,与中国共产党的命运曾一度紧密相连。正确评价他的功过是非,是进行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研究所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之一。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样正确评价陈独秀呢?


  跌宕起伏的一生


  1879 年10 月9 日,陈独秀出生于安徽安庆一个小户人家,自幼即被安排接受传统教育。天资聪颖却性格倔强,带有“叛逆”心理的他很快即厌倦了这种枯燥无味的八股教学。中日甲午战争前后,年轻的陈独秀读到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的文章,“恍然于域外之政教学术,粲然可观,茅塞顿开”,从而成为坚定的“康党”分子。1901 年10 月,抱着“我们中国何以不如外国,要被外国欺负,此中必有缘故”的探索心志,陈独秀赴日留学。其政治生涯由此展开。1903 年,为惩罚与进步留日学生作对的学生舍监,“由张继抱腰,邹容抱头,陈独秀挥剪”,剪去其发辫。有论者指出:“这一瞬间对陈独秀而言,极富象征意义――他的一生所走的道路在这一剪中就选定了。他为之终身奋斗的,便是剪去国民灵魂中的‘辫子’。头上的辫子易剪,灵魂中的辫子却不易剪。因而,这条道路是一条悲壮之路。”


  辛亥革命前后十余年间,陈独秀积极参与革命活动。在诸多活动中,他以办报刊为中心。1903 年, 他参与总理《国民日日报》编辑事务,“发刊未久,风行一时”。1904 年,他创办《安徽俗话报》,从编辑到排版、校对,一一亲历亲为。日夜梦想革命大业的他乐在其中。1914 年,因“二次革命”失败而被迫流亡的陈独秀在章士钊的邀请下,第五次赴日,参与编辑政论性杂志《甲寅》。期间,他结识了李大钊,开始用“独秀”这一笔名撰写政论文。


  1915 年,意识到中国的“最后之觉悟”当为“政治的觉悟”的陈独秀,主张应从事于扎扎实实的思想文化启蒙工作。当年9 月15 日,其亲手创办的《青年杂志》在上海正式发行。从第2 卷起,该刊改名《新青年》。《新青年》的出现,被史学家誉为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最为壮丽的一次精神日出,它标志着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最伟大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从此走上轨道。而陈独秀则扛起“民主”和“科学”的大旗,通过倡导和组织新文化运动,当之无愧地成为“思想界的明星”。


  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在北大已任两年文科学长、为改革北大文科教学、传播新思潮做了大量工作的陈独秀,此时也在旧势力反击之下被迫离开北大。6 月8 日,陈独秀发表短文《研究室与监狱》:“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6 月11 日,41岁的陈独秀上街向群众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要求政府“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及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市民需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当晚,他被逮捕。9 月16 日,在各界人士多方奔走和强大舆论压力下,北洋当局被迫将他释放。出狱后的陈独秀一改此前20 年不谈政治之主张,开始积极投身于实际政治活动。按警方规定,保释后陈独秀只能在北京活动。但1919 年底至翌年初,陈独秀未经警方许可即到武汉做学术讲演,回京后警察找上门来。李大钊闻讯后抢先赶到火车站接陈独秀,几经辗转,两人南下上海。从此,陈独秀开始与李大钊一起,着手创建中国共产党。


  1921 年7 月,陈独秀在中共一大上被缺席选举为总书记。从一大到五大,历经国共合作的风风雨雨,中共由一个50 多人的小党发展为近6 万人的党,陈独秀也连任五届党的总书记。1927 年7 月,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8 月7 日,在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作出决议,认为中共在陈独秀领导下,“执行了很深的机会主义的错误方针”,导致大革命失败。陈独秀事实上被撤消了总书记的职务,其中共政治领袖生涯也正式宣告结束。


  这一时期,苦闷中的陈独秀读到了托洛茨基(联共【布】党内反对派,所谓‘托派份子’首领)的文章,认为自己关于国共合作的一些认识与托洛茨基不谋而合,于是开始接受托洛茨基的理论和路线,并涉足“托派”小组织活动。1929 年11 月15 日,中共通过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议,此后,陈独秀进一步参与“托派”活动,要求“彻头彻尾地扫除现在国际及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之机会主义路线、盲动主义的策略及官僚主义大党制”,在事实上成为中共反对派的首领。


  1 9 3 2年10 月15日, 患病卧床在家的陈独秀因“托派”成员叛变而被国民党逮捕。陈独秀被捕后,“托派”组织主张“坚决不拔地为援救陈独秀而斗争”。国民党军界和地方党部的极右派,则竭力主张对陈独秀“严惩”“迅予处决”。中共方面虽未明确表态,但中共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则写道:“蒋介石不一定念其反共有力网开一面许以不死”,“或许还会因祸得福做几天蒋家官僚呢”。国民党方面的文职人员和自由知识分子则提出要“爱惜人才”,“开其自新之路”。最终陈独秀被交由法院审判。法庭上,陈独秀自撰《辩诉状》慷慨陈词:“弱冠以来,反抗帝清,反抗北洋军阀,反抗封建思想,反抗帝国主义,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者,于今三十余年。前半期,即‘五四’以前的运动,专在知识分子方面;后半期,乃转向工农劳苦人民方面。”他严正驳斥法院对其指控的各项罪名,明确宣称:“予固无罪,罪在以拥护中国民族利益,拥护大多数劳苦人民之故,开罪于国民党已耳”。“若以强权之外,复假所谓法律,以入人罪,诬予以‘叛国’、‘危害民国’,则予一分钟呼吸未停,亦必高声抗议。”
1937 年7 月卢沟桥事变后,陈独秀获释出狱。面对国民党的笼络游说,陈独秀明确表态:“蒋介石杀了我很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于1927 年、1928 年先后被国民党杀害――笔者),我和他不共戴天。”托派内部的复杂,也让陈独秀感到厌倦;但对于中共提出接受陈独秀合作抗日的三项条件之第一项“先于一切的条件”――“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的错误”,陈独秀自认“不知过从何来,奚有悔”?而康生等人在中共机关刊物《解放》上发表的诬称陈独秀为勾结日伪“汉奸”,每月领取日本“300 元津贴”的文章,最终也让陈独秀放弃了与中共方面的接触。随后,陈独秀断然申明:“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


  晚年的陈独秀,蛰居于四川江津。生活是凄苦的,但也许在凄苦中找到了些许他所追寻一生的“自由”。他不接受蒋介石的资助,生活上主要依靠自己的一点稿酬和北大同学会的接济。他所作的主要是两件事:一是公开声称欲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对于“民主”和“独裁”等问题提出自己的“根本意见”;二是在沉默孤寂中,进行自己的语言文字学研究。


  1942 年5 月12 日,陈独秀听信偏方,喝了发了霉的蚕豆花泡茶治疗高血压,引起腹胀不适。此后,病情日益加重,于同月27 日病逝。6 月1 日,被葬于鼎山山麓康庄。1947 年由其子陈松年迁回安庆重新安葬。


  陈独秀被胡适称为“终生的反对派”。因为他的一生曾作为“康党”分子而反对满清顽固派,作为“乱党”分子而革命排满,作为革命派反对北洋军阀,作为“五四”新思潮的代表人物而反对一切封建卫道士和守旧者,作为马克思主义者而反对国民党的统治。最后,他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反对派,反对共产国际,反对马克思、列宁、以及斯大林主义中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喋喋毁誉难凭,大道莫容,论定尚须十世后”。这是陈独秀去世前几日,其友人高语罕预写的挽联中之语句。复杂曲折的思想,跌宕起伏的人生,加之他所反对的对象――既有思想学说,也有政治制度,还有党派团体之复杂性,这一切都使得对于陈独秀,“盖棺却难以论定”,对其评价的论争一直延续至今。


  毛泽东眼中的陈独秀


  作为陈独秀曾经的战友,继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向忠发、博古、张闻天之后中共党内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一生曾多次论及陈独秀。主要集中于三个时期。一是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


  毛泽东主要从以下两方面谈及陈独秀:


  1.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对自己影响极大的人。新文化运动时期,毛泽东认陈独秀为“思想界的明星”,“其人者,魄力颇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毛泽东的这一看法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并没有根本改变。1936 年,应斯诺之邀谈及早年经历时,毛泽东多次以尊敬的口吻提到陈独秀。他说,自己当时十分崇拜陈独秀和胡适所作的文章,“他们成了我的模范”。“当我在北大的时候,他给我的影响也许比那里任何人所给我的都大”。


  2.警醒全党牢记历史教训。在承认陈独秀功绩的同时,亲历大革命血雨腥风的毛泽东从未忘记陈独秀放弃党的领导权而使党蒙受的重大损失。尤其是在30 年代后期,由于王明右倾思想在党内的巨大影响,毛泽东谈及陈独秀,更侧重于提醒全党警惕右倾,要求全党牢记历史教训。当斯诺要求毛泽东对大革命失败的历史进行评价时,毛泽东毫不犹豫地把最大的罪责归于陈独秀,认为他的“动摇的机会主义,在进一步妥协明明就意味着灾难的关头,使党丧失了决定性的领导和自己的路线”。甚至认为,“陈独秀是个不自觉的叛徒。”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多次指出,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引导了那时的革命归于失败”,警醒“每个共产党员都不应忘记这个历史上的血的教训”。
二是中共七大前后。毛泽东从进一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角度谈及陈独秀:


  1.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创党有功。七大前后,毛泽东多次讲自己是陈独秀那一代人的学生。1942 年3 月30 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学习组发言时讲道:“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4月21 日,毛泽东在讲七大工作方针时说:“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


  2.反思全党总结处理陈独秀问题上的教训,要求处理历史问题时真正做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七大前夕,毛泽东反思党在处理陈独秀等人历史问题上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与党内错误路线作斗争的基本原则。其一,与党内错误路线做斗争时,应该注重强调产生错误的社会原因,而不是强调个人问题。 在处理历史问题的时候,“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其二,与错误路线作斗争,其目的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内战时期,喜欢图简便,不愿意同犯过错误路线的人共事,‘一掌推开’‘简单明了’的那样一种作风是不好的。”“任何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只要他已经了解和开始改正自己的错误,就应该不存成见地欢迎他,团结他为党工作。即使还没有很好地了解和改正错误,但已不坚持错误的同志,也应该以恳切的同志的态度,帮助他去了解和改正错误。”


  不过,肯定陈独秀曾经的历史功绩,并不意味着可以抹煞他曾经的错误。七大前后,毛泽东也多次提醒全党牢记陈独秀的错误。在中共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毛泽东严厉指责陈独秀是“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到了大革命后期就不要马克思主义了”。1945 年4 月20 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原则通过(同年8 月9 日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中央决议的形式通过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说法,对其后中共对陈独秀的评价起了重要影响。


  三是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一时期,毛泽东论及陈独秀,使用了“大叛徒”“反面教员”等词语,但是他的批判集中于其组织“托派”分裂党的活动,并非全面否定。


  1955 年2 月,毛泽东在对《邓小平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稿》修改时写下了“我们党内曾经出现过陈独秀、张国焘等著名的大叛徒,他们都是阶级敌人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的批语。1956 年7 月14 日,毛泽东在同危地马拉前总统阿本斯的谈话中,又将陈独秀与蒋介石、李立三、王明、张国焘、高岗同列为“反面教员”。


  毛泽东的这种评价,主要原因在于,他从未忘记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给党带来的血的教训,尤其是陈独秀后期成立托派,背离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错误。而高、饶反党联盟的出现,使毛泽东再次警醒陈独秀后期“搞托派”、“搞分裂”的活动。他认为,对这一类人,“无法采取帮助态度,因为他们不可救药”。所以,“只能打倒”。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1953 年,经过安徽考察的毛泽东特地嘱咐地方政府照顾陈独秀后人的生活。据此,地方政府确认了陈延年、陈乔年的烈士身份,颁发了烈士证书,在世的陈独秀的三子陈松年及其子女也得到了相应的照顾。


  盖棺如何论定――正确认识和评价陈独秀


  1942 年,陈独秀病逝于江津时,各方反应冷淡。陈独秀的友人高语罕则另有阐释:“先生是一个东西南北到处为家的人,自然也是抱着‘到处青山能埋骨’的见解。他今天安息在这里,真可谓‘得其所哉’! 就他的怀抱、他的遭际以及他对于时局的展望来说,此时撒手而去,也是恰到好处。”
然而,冷淡并不代表平静。对于陈独秀这样一个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共党史中难以绕开的人物而言,他的身后注定波澜起伏。“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托陈取消派”、“反共产国际”、“反党”、“反革命”、“汉奸”、“叛徒”,扣在陈独秀头上的这“九顶帽子”使得陈独秀长期以来被打入另册。当年《中共党史人物传》前50 辑出版时,竟没有这位曾经的总书记的一席之地,直到1994 年,《中共党史人物传》第50至100 辑出版时才加入了对陈独秀的介绍。而到了2002 年,作为北京市东城区市政形象工程的北京皇城根遗址公园落成,作为公园重要景点之一、纪念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型雕塑《翻开历史新的一页》中有李大钊,有毛泽东,却唯独缺了“总司令”陈独秀。


  上世纪90 年代,萧克将军在为《陈独秀诗集》作序时曾写道:“不认真研究陈独秀,将来写党史会有片面性。”到底该如何认识和评价陈独秀?改革开放以来,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旗帜之下,应该说,对陈独秀的研究已经取得重大进展。


  首先,肯定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充分肯定其在五四及建党时期的应有地位和作用。“国人而欲脱梦寐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和人权并重。”五四运动时期,期望通过办杂志10 年,“全国思想都改观”的陈独秀,意气风发,以《新青年》为阵地,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掀起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五四时期,一代知识分子“奋空拳,扬白手”(罗家伦语),与各阶层民众同声相应,为拯救中国,为在现代世界中华民族之生存与发展呼号奋斗,他们思想的播火者,包括陈独秀。


  而南陈北李,相约建党,陈独秀更是功不可没。1945 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上就明确提出:“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是合乎历史事实的定论。


  第二,指出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所犯的错误是“右倾机会主义”,摘掉了压在陈独秀头上的“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2001 年和2002 年,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80 周年和中共十六大的召开,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简史》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相继出版。这两部权威党史著作在提到大革命时期陈独秀的错误时,不再使用“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提法,而改用“右倾机会主义”。2011 年,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继续沿用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提法,指出在大革命后期,当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内的斗争愈演愈烈之际,“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却很难适应复杂多变的形势,以致在右倾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使党内的右倾错误逐步发展为右倾机会主义”,使党在大革命的危急时刻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同时,该著作也指出,中国共产党当时处于“幼年时期”,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不足;同时,共产国际脱离中国实际的错误指挥,“对大革命的失败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陈独秀当年自己也承认,虽然大革命的失败与共产国际有关,但作为总书记的自己没能抵制来自共产国际的错误指令,“我自然有责任”。他反对的是当时把错误全部推到他头上的做法。七大前夕,毛泽东曾解释为什么没有提到共产国际(包括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指导失误的问题。他说:“共产国际的问题为什么不提?故意不提的。共产国际现在不存在了,我们也不把责任推给共产国际。”1963 年9 月,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再次谈到这一问题,他认为,“由于斯大林的一些错误主张,是被某些中国同志所接受和实行的,中国人自己应当负责”,所以我们“从来只限于批评我们自己的犯了错误的那些同志,而没有把责任推到斯大林身上”。


  正视历史,才能面向未来。77 年后,重新检视和评价那一段历史,是对陈独秀,也同样是对中国共产党曾经走过的那一段历程负责。


  第三,对于陈独秀晚年民主思想进行深入研究,成果累累。


  陈独秀晚年民主思想,曾经被视为“异端”而大加挞伐。近年来,特别是苏联解体之后,学术界对其研究进一步深化。对其晚年民主思想,有人称之为“远见卓识”,认为其“对民主的反思,体现了这位东方‘普罗米修斯’在独裁逆流中对民主理想的执着追求,他通过对斯大林极权主义体制的批判而形成的新民主观,并非重归五四的思想循环,而是对民主进行了全新诠释的深刻洞见”。也有人认为,从整体而言,陈独秀的这些意见是“正误得失相交织”,特别是由于敌对情绪和政治偏见所制约,因而带有情绪化地评价苏联共产党和斯大林领导的苏维埃政权,“也有不妥之处”。而陈独秀全盘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把“无产阶级民主制”与所谓的“独裁制”的“无产阶级专政”截然对立,甚至把后者视为德意法西斯政制的始作俑者,“这些都是原则上的错误”。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对陈独秀的研究,视域进一步宽广,内容进一步深化,方法更加多样,这对于我们进一步正确认识和评价陈独秀大有帮助。我们相信:用“历史的眼光”,实事求是地去研究和认识陈独秀,去研究中国共产党、近代中国曾经走过的那一段艰辛而又光辉的历程,不溢美,不掩恶,这才是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