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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本有重回中共之心 奈何流水太无情

发布时间:2013-12-03 浏览次数:

        陈独秀向何处去?

   1937年8月,在日本飞机的轰炸声中,由于各界人士的四处奔走和鼎力帮助,陈独秀在南京度过近五年的牢狱生活后提前获释。8月23日,在晚年伴侣潘兰珍、三子陈松年等的搀扶下,历尽沧桑、饱经磨难、年已58岁的陈独秀终于走出国民党南京老虎桥监狱的铁门,重新获得自由。
      据彭劲秀的《历时二十二年公开的陈独秀未去延安之谜》记载,陈独秀刚刚走出了牢门,就一条条完全不同的道路摆在他的面前,必须要他作出抉择。

  一、当陈独秀刚刚迈出狱门,国民党中统局要员丁默村已奉命前来接他了。陈独秀当即拒绝了丁默村请他先到国民党中央党部招待所住下的建议,而是到原北大学生、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傅斯年家暂住,后又到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也是原北京大学学生)陈钟凡家居住。

  二、周佛海、陶希圣等人经常请陈独秀吃饭,并请他参加他们的 “低调座谈会”,但是陈独秀“始终毫无根本表示,他们无可奈何。”(陈觉玄:《陈独秀先生印象记忆》)

  三、另据包惠僧回忆:“有一家美国图书公司,想请陈独秀去美国写自传。陈独秀不去,……他说他生活很简单,不用去美国,也厌烦见生人。”

  四、胡适、张伯苓、周佛海等人请陈独秀参加国防参政会,又被陈独秀拒绝。他说:“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现在大敌当前,国共二次合作,既然是国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五、蒋介石曾派朱家骅以提供10万元经费和国民参政会五个名额的条件,要陈独秀“组织一个新共党”,遭到陈独秀的拒绝。

  六、据濮清泉回忆:“蒋介石曾派人劝诱陈独秀当什么‘劳动部长’,陈断然拒绝,他说他想教我装点门面当他的走卒,真是异想天开。”(陈木辛:《陈独秀印象》第155页)

  七、托派要陈独秀回上海重整托派组织,也被他断然拒绝。陈独秀认为“宗派的做法没有出路。”表示要与他们“各奔前程。”(王凡西:《双山回忆录》第130页)

  八、有人要陈独秀去香港,他也不作考虑,他认为既然“拥护与参加抗战,就无论如何得留在抗战区。”(《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74页)

  此外,陈独秀出狱后接受记者采访。当记者问他:“陈先生今后要专做文化运动,不做政治运动了,是不是呢?”陈独秀明确地回答说:“不对!不对!……现在的抗日运动,就是政治运动,我能够不参加抗日运动么?”(《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第404页)

  由此可见,陈独秀出狱后,拒绝到国民党政府做官;拒绝当政客,做国民党的摆设;拒绝国民党的拉拢,成立什么“新共党”;拒绝离开抗战区,远走香港;拒绝离开祖国,到美国“象牙塔”里写自传;拒绝到上海滩,重整什么托派组织……。所有这些道路都被陈独秀拒绝了,那么,陈独秀究竟要到何处去呢?

         陈独秀与中共方面的接触

   陈独秀对国民党当局的诱惑、托派方面的拉拢和亲朋好友的建议统统拒绝,却在出狱不久即与中共方面接触。

  陈独秀出狱之后就到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向叶剑英、博古表示,赞成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中国共产党也对陈独秀表示欢迎,1937年11月20日出版的党中央理论刊物《解放》,还发表了时评――《陈独秀先生到何处去》,并以尊敬和期待的口吻说:“当独秀先生恢复了自由以后,大家都在为陈先生庆幸,希望他在数年的牢狱生活里虚心地检讨自己的政治错误,重振起老战士的精神,再参加到革命的行伍中来。”

  由此可见,当时的陈独秀对于他亲手参与创建的中国共产党还是深有感情、心存希望的。广大公众和社会舆论普遍关注的“陈独秀向何处去”的问题显然已是不言自明。

        “三条件”使陈独秀大失所望

   据刘益涛的《十年纪事――毛泽东在延安》记载,当陈独秀到南京八路军办事处时,叶剑英等人是表示欢迎的,但因与陈独秀联合,事关重大,必须请示中共中央。于是,叶剑英一面电告中央,一面嘱罗汉亲自到延安走一趟,并给他开了介绍信和旅费。罗汉先到西安,由林伯渠、王若飞等接待。9月5日,林伯渠自西安致电张闻天,说罗汉、李侠公要见张闻天,要求恢复组织关系。9月8日,张闻天、毛泽东复电林伯渠,同意罗汉、李侠公去延安一谈。后因山洪毁路,罗汉被阻西安,延安没有去成。但罗汉于9月9日致电中共中央,提出五点建议和要求,其中提到请中央劝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回党工作。

  中共中央研究了南京和西安发来的讯息。毛泽东觉得中国的托派不能与苏联的托派相提并论,表示“可以与陈独秀先生等形成某种合作关系,以期一致抗战。……现在我们是团结一切力量抗日,陈独秀托派如果表示改悔,何尝不可一起抗日”。

  于是,毛泽东同张闻天于9月10日致电林伯渠,提出对待陈独秀等托派分子的原则问题:“请告诉罗汉我们对待托派分子的下列原则:

  (甲)我们不拒绝过去犯过错误而现在真心悔悟、愿意抗日的人,而且竭诚欢迎他们的转变。

  (乙)在陈独秀等托派分子能够实现下列三条件时,我们亦愿与之联合抗日。(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的错误。(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

  (丙)至于其他关系,则在上述三条件实现之后,可以再行考虑。”

  10月15日,罗汉到汉口,见了陈独秀。次日,“至独秀寓所,将由南京至西安的一切情形告诉了他。”

  陈独秀见到《指示》中写的“过去犯过错误,而现在真心悔悟”的词语时,气愤地说:“我不知过从何来,奚有悔。”(高语罕:《陈独秀入川后》)

  至于对《指示》中的“在陈独秀等托派分子能够实现下列三条件时,我们亦愿与之联合抗日”之句,他也非常“反感”。陈独秀在与叶剑英会面时就已表示“我的意见,除陈独秀外,不代表任何人。我要为中国大多数人说话,不愿为任何党派所拘束。”(《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第469页)他对包惠僧说他“不是托派,想发表个声明。”(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因此,陈独秀是难以接受中共对他的“托派”认定的。

         陈独秀:惟书面检讨,碍难从命

   尽管如此,陈独秀仍然对中共中央的这一《指示》作出了回应,他写了“一封亲笔信和亲手写定的七条纲领”交给罗汉,请他到南京转交给博古、叶剑英。

  据丘立才的《中国共产党第一领袖的冤屈》记载,当时,博古对罗汉说:“本想和陈独秀谈一次,但因为自己党龄太浅,与独秀个人没有私人接触,恐难于谈到任何具体结果。”罗汉问:“由毛泽东和陈独秀谈可否?”博古连连摇头:“如果由润之来谈也不适宜,因为他们两人的个性都很强,都有闹翻的危险。不如候周恩来南下后,约他一同去谈,成绩或者会圆满些。”博古还告诉罗汉,希望陈独秀和已去武汉的董必武谈谈,并说恩来不久将去武汉,也可以和陈独秀谈。

  罗汉在南京没多停留,就赶到武昌双柏庙后街26号找到了陈独秀,把前后情况说了一遍,原希望陈独秀接受毛泽东提出的三个条件,不料陈独秀说:“我愿意写声明,但不愿意写书面检讨。”

  10月16日罗汉又偕同董必武拜访陈独秀,因董必武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由他上门去做陈独秀的工作较为合适。见面后彼此都客气地说:“鄙人听剑英、博古说,你在南京时曾去找过他们。”“鄙人曾两次拜见他们,只不过表示一下,鄙人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态度。”“依鄙人之见,你写个书面检讨,回党工作吧,党中央是欢迎你的。独秀先生,你意如何?”“必武先生,回党工作固我所愿。不过,惟书面检讨,碍难遵命。我不知过从何来,奚有悔?”

  董必武的劝说失败了,陈独秀遂起草一封信及抗战“七条纲领”,托罗汉带回南京交叶剑英、博古。

  后来包惠僧拜望陈独秀谈到党中央要他写“悔过书”时,还说:“现在乱哄哄的时代,谁有过无过还在未定之天,不写,有什么好写的。”1938年4月张国焘到武汉拜访陈独秀,挑拨离间说:他们是不成心要你回去的。再说回去了你也不好受,今天写检查,明天作交待,永无宁日。先生何不成立第三党,另立大旗?陈独秀反问:“我们再搞,能搞得比毛泽东现在还要好?”

  这说明,陈独秀出狱后,是有回党工作的愿望的,只不过不愿意接受“书面检讨”之类的先决条件而已!

   22年之后,即1959年8月16日的庐山会议上,由于刘少奇的插话,毛泽东在大会上揭开了当年陈独秀未能去延安之谜。

  当时,毛泽东正在兴致勃勃地引经据典。刘少奇插话说:“陈独秀抗战初期曾要求到延安来,如来,看到革命胜利,也可能改。”毛泽东接过话头说:“他后来去世,那个责任在我,我没有把他接来。那时我们提了三个条件,当时我们还不稳固,他不能接受。那时就那么一点资本,那么一点根据地,怕他那套一散布,搞第四国际。”(李锐:《毛泽东秘书手记:庐山会议实录》第312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