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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与毛泽东早期中西文化观比较

发布时间:2014-01-03 浏览次数:

    陈独秀和毛泽东,一个是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思想家,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一个是毕生贡献中华民族独立与解放事业的共和国缔造者。作为二十世纪两位伟人,对中国历史走向都做出了杰出贡献。他们各自的思想,在现代中国都曾发生过巨大影响。全面论述他们的思想的文章已数不胜数,研究中不乏明识灼见的论述,但关于他们中西文化观上的差异的比较方面尚不多见,有鉴于此,转换思维角度,从他们对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的不同理解入手,进而分析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吸纳和对西方文化的撷取的态度,通过对他们言行的梳理,将他们的早期中西文化观进行比较和辨析。

一、文化本质问题认识的思维落差

    综观陈独秀和毛泽东的早期思想,如果将他们的言行加以比照,确实可以看出他们文化观上的不同,主要表现在对文化本质的不同理解。简言之,陈独秀是肯定文化的时代性和传统文化的落后性,毛泽东则不仅强调文化的时代性和民族性,而且强调文化的民主性。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是两种各自独立发展而有着较大差异的文明。这种差异,究竟是根本性质上的带有民族性的差异、还是人类文明发展阶段上的差异?这是五四时期乃至近代中国人两种截然对立的意见,也是在中西文化比较中长期困扰中国人的重大问题。近代以来,随着中西文明的碰撞与冲突的加剧,中国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比较中西文明的差异。

    陈独秀凭着强烈的“文化救国”意识,在文化战线上四面出击。他对文化理解十分宽泛。“文化是对军事、政治、产业而言,新文化是对旧文化而言。文化底内容,是包含着科学、宗教、道德、美术、文学、音乐这几样。”[1](P512)因此,他大力提倡科学,将科学作为文化的重要内容。他批评说:“我们东洋的文化,向来不认识中国底学问有应受科学洗礼的必要”,强调“不但应该提倡自然科学,并且研究、说明一切学问(国故也包含在内)都应该严守科学方法,才免得昏天黑地乌烟瘴气的妄想、胡说”,“我们的物质生活上需要科学,自不待言,就是精神生活离开科学也很危险”。[1](P512)陈独秀认为,相对产业和政治而言,文化的本质是观念形态的东西;从其内容看,是社会意识形态各形式的总和。文化随社会发展而变迁,新文化不同于旧文化,其本质的区别在于新文化具有科学精神。新文化的发生,“乃是全人类在欧战前后发生的精神上物质上根本改造的公同趋势,”[2](P82)这种趋势就是民主的科学的,而在中国传统文化或旧文化中就不存在科学和民主的精神。新文化有许多的特点,如通俗易懂、具有美的、人文宗教般的感情等等。科学则是新文化最主要的特征,因为我们要创造新时代新社会新生活需要新文化的价值引导,“我们相信政治、道德、科学、艺术、宗教、教育,都应该以现在乃至将来社会生活进步的实际需要为中心。”[2](P41)只有具备科学精神的文化才能做到这一点。在陈独秀看来,文化对社会的影响几乎无所不在。它不仅能够武装工人,感化资本家、改造政治,甚至还能制止战争,其威力实在令人震慑。正是这样的勇气和自信,使五四时期的陈独秀与文化结下不解之缘,并在五四时期的文化变革中确立了领袖的地位。

    毛泽东认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3](P664)这里所指的“文化”与陈独秀的论断十分接近,也是指观念形态的东西和精神活动的产品。文化现象作为历史的社会的产物,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经济,乃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根据”。[3](P664)中华民族新文化同“资本主义新经济”相联系。“没有资本主义新经济”,“所谓新文化,是无从发生的”[3](P695)。这就指明了新文化与新经济的耦合关系。新文化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一定的新文化必须同一定的新政治和新经济相适应,现代中国的新文化必须同新民主主义的国情相适应。毛泽东深刻揭示了新文化的社会根源,由此说明新文化的历史使命和作用。

    关于传统文化,早期的陈独秀比较注意的是文化的民族特征。对于中国文化的民族特征,他主要是从三个方面来分析的。一是从批判民族性格和心理的角度来进行分析。他指出,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于亚洲之东,为世界古国之一。开化日久,环吾境者皆小蛮夷,闭户自大之局成,而一切学术政教悉为风气,不知他。”[4](P175)他还从中西风俗习惯、家庭婚姻等许多方面证明民族的劣根性。所以,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就是民族惰性和劣根性。二是从东西洋民族的比较来说明民族文化的特征,认为东洋民族的思维特点是:“恶斗死宁忍辱;尊家长重等级;伪饰虚文任用感情”[4](P165)。三是从传统儒家思想直接指向民族文化的落后性。在他看来,“孔教的教义,乃是教人忠君、孝父、从夫,无论政治伦理都不外这种重阶级尊卑三纲主义。”[4](P297)这样的民族文化,自然是不值得赞许的。

    如何从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联系概括传统文化的本质?毛泽东以辩证观点分析:“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主要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和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5](P225)旧文化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是封建性,一是民主性。由于封建性是主要方面,因而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封建文化”,民主性的东西只是处于从属地位。随着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变化,原来处于从属地位的民主性。也就逐步上升为主要方面,起主导作用。因此,中国的新文化也就是“民主文化”或是“新民主主义文化”。[5](P225)显然,这里特别指出民主性的东西是从传统文化中发展而来的,却是与封建文化根本对立的,是属于人民的东西,属于反封建的东西,成为民族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毛泽东认为,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还有许多举世瞩目的重大科技创造和发明,有前赴后继、可歌可泣的农民革命的英勇无畏精神,这些不仅有助于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也是构成传统文化的进步内容。所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和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有内在联系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这个民族的特性。[5](P225)由此可见,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认识继承了新文化运动中的合理思想,肯定传统文化与一个民族历史发展不可分割的特点,进一步揭示了传统文化的内容与形式的辩证统一。

二、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关系的对立统一

    陈独秀肯定文化具有时代性,也讲文化的民族性,却以时代性否定了民族性。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是固定不变的,“宇宙间精神物质,无时不在变迁,即进化之途。”[4](P231)空间上没有人人必由之道,时间上没有万世不易之宗。社会政治、经济发生变化了,作为反映它们的文化观念也应不断变化更新。否则,无法适应时代的发展、进步。承认文化的时代性也就是肯定了它的阶级性,反之亦然。“近世文明,东西洋绝别为二。代表东洋文明者,曰印度,曰中国。此两种文明虽不无相异之点,而其价值相同,其质量未能脱古代文明之窠臼,名为‘近世’,而实犹古之遗也。可称曰‘近世文明’者,乃欧罗巴人所独有,即西洋文明也;亦谓之欧罗巴文明。移植亚美利加,风靡亚细亚者,皆此物也。”[4](P136)陈独秀所讲的“东洋文明”即是指古代文化,属于封建主义阶级的文化;而“近世文明”则是指西方资产阶级文化。陈独秀把中西文化的区别看成是时代发展阶段的不同,是不同阶级创造的成果。中国传统文化是封建阶级的产物,又是与民族的惰性相联系,从阶级进化的角度分析,文化落后的封建性和民族性都应该被先进的时代性和阶级性所取代。

    毛泽东在文化的时代性问题上与陈独秀的观点基本一致。毛泽东认为,经济基础对观念文化起决定性作用。从文化的时代性的角度审视,无产阶级的文化、封建主义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有不同的经济基础,是不同时代的文化。在新文化的发展问题上,毛泽东指出,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就是属于资产阶级新文化与封建主义旧文化的斗争。而“五四”以后,新文化发展出现质的变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在文化的各个领域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文化的斗争。所以说,文化的时代性和阶级性有着内在的联系。毛泽东站在无产阶级文化建设的立场上,对封建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总体上是持批判态度的。因为在消灭旧的经济基础后,旧文化也会或早或迟被新文化所取代,对旧文化的批判是新文化生长的基础,新文化是旧文化的继续和发展,这里有一个质的界定和变化,这是民族文化的时代性实质。

    肯定文化的时代性,不能否认文化的民族性。毛泽东从地理环境、民族的构成、历史发展和革命传统证明中华民族和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3](P632)即使在阶级社会,社会的基本形式是民族,人类文化在阶级社会也要以民族文化的形式存在。文化的民族差异不仅是人类以民族为单位生活的自然结果,而且是这种生活的前提和条件。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由于地理环境、生活方式等因素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趣味以及民族的共同心理。因为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趣味等等都具有能动性的作用,引导出特殊的民族文化,这个特征深深植根于本民族的土壤中,所以我们在创新文化时必须保持中华民族的特征,绝对不能把民族文化的主体和特色去掉,因为“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3](P706)而且“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3](P698)因为只有采取民族的形式才能使本民族的文化获得新的生命,才能创造出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文化,才能发挥新民主主义文化在团结人民,教育群众的巨大作用,才能动员和组织各族人民参加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行列中,这是关系到文化建设的重大问题。毛泽东最能体现这种文化观的例子就是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由欧洲形式和语言变成中国民族形式和语言,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和语言来阐述了马列主义。

    毛泽东在论及文化的发展时说得很清楚:对于我国古代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化遗产和优良的道德思想、文学艺术传统等,我们是要继承的。“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3](P707-708)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譬如,旧的文艺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的内容,也就变成了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6](P855)毛泽东主张以继承和创新相统一的辩证方式,实现旧文化向新文化的本质的转化,即是符合时代的发展。这种转化不能放弃民族的特性和民族形式,包括把一些民族文化中优秀的东西直接拿来为新政治经济服务。

三、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关系的独特思辨

    陈独秀用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和学说发动了反封建启蒙运动,传播西方文明,变革传统观念。看问题的方法采取世界范围内的横向比较为主,历史的纵向比较为次。纵向比较,中国今天比昨天有进步;但横向比较,20世纪初中国则已远落后于欧美诸国,中华民族传统的国家观念、民族意识、伦理思想、教育方针等等观念形态,同西方与此对应的观念形态相比较,有其自身的局限,中国的封建文化在生机勃勃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面前,显得陈腐不堪。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首先着手的就是对旧文化、旧礼教、旧传统进行了全面而彻底的清理。这种批评概括起来基本是沿着两个方面展开的:

    其一,对中西文化的比较。张同乐先生把陈独秀的这种比较概括为五个方面[7]:1、在习俗上。陈独秀认为:“西人之与人约会也,恒以何时何分为期,华人则往往约日相见。西人之行路也,恒一往无前,华人则往往瞻顾徘徊于中道,若无所事事。劳动神圣,西种之恒言,养尊处优,吾华之风尚。”[8]2、在婚姻上。西人已是恋爱自由,而国人还禁锢于“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币,不交不亲。”[9]3、在民族性上。西方人讲究创新,不为古人先哲所禁锢,中国人则僵化于古人圣哲“金科玉律”,视改革维新为“大逆不道”。4、在教育上。西洋教育“是世俗的日用的东西,东方教育中的是神圣而无用的幻想;西洋学者重在直观自然的现象,东方学者重在记忆先圣先贤的遗文。”[10]5、在文明方面。“但就经济能力而言,我们中国人此时万万赶不上”,何况“西洋种种文明制度,都非中国所及”。[11]

    为什么同时存在着的东西方文化在特质和功效上却有如此大的差异呢?陈独秀认为其根本的原因在于它们所代表的时代不同:东方文化代表了封建文化,西方文化代表的则是资本主义文化。同时,陈独秀还提出民族性的根源:西洋人以战争、个人、法治为本位;东方民族以安息、家庭、感情为本体。这样,他就从时代局限和民族本性的差异上分析了两种文化的对立,虽然这种分析仍然是停留在表面层次上的,也把东西矛盾的对立绝对化了,忽视了二者的相通之处,但这种新的分析方法刺激了中国知识阶层的觉悟和思想革命,这种比较导致了一个中西文化谁优谁劣的标准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陈独秀的思考是深刻的,他认为,判别文化优劣不在于国之大小,而在于看其文化和经济哪个在上(强弱),从社会政治结构和经济能力上找文化优劣标准,结论出中国传统文化是建立在落后于西方经济能力的落后的封建经济基础上的,这是科学的分析方法,是陈独秀中西文化思想的精华。

    其二,对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的剖析。陈独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剖析是全方位的,但其焦点则是“儒学孔道”。对于儒学孔道,应该说陈独秀所持的是辩证的扬弃态度。他说:“我们反对孔教,并不是反对孔子个人,也不是说他在古代社会无价值。”“孔学优点仆未尝不服膺。”[12](P80)对于旧“礼教”尤其是对“三纲五常”的伦理观念,陈独秀给予了猛烈的抨击,“孔教儒学不大破坏,中国一切政治、道德、伦理、社会、风俗、学术、思想均无有救治之法。”[12](P74)认为伦理问题是“支配中国人心底最高的文化,是唐虞以来伦理道义”。[1](P512)而“三纲五常”作为儒家伦理教义又是旧的思想观念的核心。所以,陈独秀从文化最高层次上来彻底检讨伦理道德问题,其现实意义是很明显的。陈独秀首先反对的是三纲五常:“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1](P317)大声疾呼:“挟堂堂国宪,强全国之从同,以阻思想信仰之自由,其无理取闹,宁非奇谈!”“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勇猛之决心。”[1](P333)他指出:“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1](P317)“信仰共和必排孔教”。[1](P208)基于以上诸端,陈独秀主张要全面系统地排斥儒教观念,孔教作为“完全之系统,不可枝枝节节以图改良,故不得不起而根本排除之”。[1](P179)陈独秀认为,不彻底摈弃封建文化无以救中国。“东方现有的农业的文化、家庭手工业的文化、宗法封建的文化,拜物教、多神教的文化,……西方以前也曾经历过,并不是东方所特有的什么好东西,把这不进化的老古董当作特别优异的文化保守起来,岂不是自闭于幽谷!”“可怜我们东方化的农业与手工业,已被西方化打得零落不堪;因此,建筑在东方化的农业手工业上面之政治、法律、思想、道德都随着摇动起来。”[13](P403)

    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李大钊、杨昌济关于调和中西、创造第三类型文化的思想,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东西文明会合”的文化观。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都有不完满之处,不应该把二者的任何一种拿来作为中国未来文化的方向,而应该吸收其中合理的东西,抛弃腐朽的东西。随着他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辩证法的深入理解,这种初步的认识不断在他的文化思维中得到深化和具体化。他指出,“资产阶级在近代文化、近代技术这些方面,比其他阶级要高”,这就值得我们学习。在自然科学、先进制度和管理思想方面,因为我们没有就大部分要照搬。高层次的文化对于处于落后阶段的社会发展有积极的引导作用,“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14](P76―83)应坚持中西文化平等相处的原则,反对西化和文化一元论,要求东西方思想“同时改造”。而改造中国文化的具体途径,一是“通国学大要”,从书本上和实地调查中全面、深刻地把握中国的历史与现状,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认为这是改造中国的先决条件和基础工作。二是“求西学大要”,以利于比较、鉴别,“取外资内”。

     总之,毛泽东基于中西文化平等的观点和取西资中、融东西文化精华成一新文化的明确目的,通过对全盘西化、复古主义以及中体西用思想的批判,提出了他自己的文化吸收、选择与创造的新观念,即先中后西、先内后外、先实践后理论的踏实作风。这种作风使他能够把明清以来之“实学”与西方近代唯物主义经验论相结合,开后来转向马克思主义和提倡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先河;把理学传统同新康德主义、黑格尔主义相融会,究心于探求性理之大原,形成他终身重视哲学和改造世界观的基本思想。同时,这为他以后在政治活动中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奠定了思想方法论基础。

四、形同神异的文化特征

    第一,矫枉过正的“偏激”态度与广采博取的辩证法思想。

陈独秀对中国传统文化取“偏激”的态度。这种态度,就科学地对待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是不恰当,也是不足取的。但我们要在具体历史背景下,来分析陈独秀为什么自贬以奉人。陈独秀对自己的矫枉过正言论曾作一贴切的比喻,说恰如货物买卖,讨价10元,还价3元,最后的结果是5元;讨价若是5元,最后的结果不过2元5角。社会进化上的惰性作用也是如此,“改新的主张十分,社会惰性当初只能够承认三分,最后自然的结果是五分,若是照调和论者的意见,自始就主张五分,最后自然的结果只有二分五。如此社会进化上所受二分五的损失,岂不是调和论的罪恶吗?”[15]这个比喻的意思很清楚,对那些陈腐落后的东西不能心慈手软,就像货物买卖时的要价一样,狠一点是必要的。就是这样的指导思想,决定了陈独秀在东西方文化评判中的主导性倾向是绝对地排斥东方文化,坚决地主张效法西方文化。需要指出的是,陈独秀的上述主导性倾向并不是“全盘性反传统”意思所能概括的,从本质上讲,陈独秀的“偏激”,并非主张“全盘西化”绝对地排斥东方文化,亦非认为中国文化一钱不值。他只是要吸收西方文化中的“民主”和“科学”来拯救中国文化。他那些对中国文化的尖刻批评,以致激烈的自我咒骂,都是“怒其不争”的表现。在这激烈的言词后面,可以发现一颗忧国忧民、救亡图存的心在痛楚中震颤。广采博取的精神与辩证法思想的有机结合,是毛泽东中西文化观的显著特征。广采博取是文化创造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而唯物辩证法则是文化选择和新文化创造所必须遵循的法则。

    广采博取与辩证法的结合则表现为:首先承认一切民族的文化都有其长处和存在的价值,同时也承认每个时代总会有相应的文化形态,时代发展了,就需要创造新的文化体系,但新的文化不能凭空产生,而只能来自于对以往历史文化的扬弃,即剔除其有悖于时代进步的糟粕,吸收其合理的有价值的内容,并将其揉合到新时代现实的文化结构中。毛泽东1920年在给周士钊的信中曾谈到:“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16](P474)所谓“先博”,即首先是广采博取,也就是对各种文化都加以触摸,“拿来”;“后约”的含义无非是进行文化选择过程,“观西洋史,当注意中西之比较”[16](P474)正是通过比较,他认识到中西文化是性质迥然不同的两种文化体系。但此时,毛泽东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都没有一切肯定或否定,他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深刻反思的同时,仍肯定了中国文化的价值,从而指出它在世界文明中占半壁的地位;而对西方文化,同样指出了它的不足:“西人物质文明极盛,遂为衣食住三者所拘,徒供肉欲之发达已耳。若人生仅此衣食住三者而已足,是人生太无价值。”[16](P638)仅从这些阐述中,便可清晰看出毛泽东早期文化观的广采博取精神与辩证意识结合的特征。

    第二,“进化论”的哲学基础与符合时代发展的创新精神

陈独秀中西文化观的哲学基础是进化论。他指出:“世界进化,未有已焉。其不能善变而与之俱进者,将见其不适环境之争存,而退归天然淘汰已耳。”[17]陈独秀试图用生物学上的进化规律来解释近代中国腐败的原因。为求生存,必须以顽强的毅力奋发图强,必须进化、革命,革命是达到进化的手段。这在当时,他的进化论观是积极的、进步的,并成为他早期中西文化观的哲学基础。

    陈独秀倡导的新文化运动,把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以空前未有的规模引入中国社会。他把新文化、新思想、新信仰看做新社会的基础。他主张用西方文化冲决中国封建文化的网罗,利刃断铁,快刀理麻,使中国文化传统来一个脱胎换骨,使社会以科学和人权并重,人人脱离奴隶的羁绊,完成自由自主的人格。《新青年》一创刊他就指出:“近代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是也。”[4](P136)他认为,法兰西人近世所创造的社会主义,从进化的角度讲,更能实现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念的要求。因此,他在大量输入西方民主主义文化的同时,在他的意识中已经潜伏着输入社会主义文化的暗流,寓寄着对社会主义的朦胧希望。五四运动后,陈独秀用历史唯物主义追寻中西文化差异及其根源,他以进化论作武器研究中西文化始,最终走向历史唯物主义。

    毛泽东的中西文化观在阐明批判地继承民族传统文化和批判地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便提出融合中西文化创造中国新文化的主张。青年毛泽东既看到中国缺少新文化,又呼吁新文化的产生。他在批判地对待中西文化的同时,主张把二者结合起来,以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于是提出“庇千山之材而为一台,汇百家之说而成一学,取精用宏,根茂实盛”[18](P285)的思想观点。此时,他虽然还没有明确的新文化的模式,但他已认识到中国文化传统思想太旧,指出中国文化落后的原因,进而提出洗涤旧思想,呼吁改革和主张平民教育,并对西方文化的自由、民主精神大加赞扬。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实表现了一种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创新精神。

    当1920年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后,他的文化观既表现了勇于创新的精神,又表现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如他在《发起文化书社》一文中说:“不但湖南,全中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全世界尚没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的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诸君,我们如果晓得全世界尚没有真正的新文化,这倒是我们的一种责任啊!什么责任呢?如何可使世界发生一种新文化,而从我们居住的附近没有新文化的湖南做起。这不是我们全体湖南人大家公负的一种责任吗?”[19](P708)作为毛泽东早期文化观结束的一个标志,这段话显然表现了毛泽东急欲创造中国新文化的思想要求,同时也初步表现了他把社会主义文化作为中国新文化创造的一种模式。特别是后来对于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设计,更清楚地表现了毛泽东那非凡的创新精神和坚定的无产阶级原则立场。作为新民主主义文化,它的特点应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所谓“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它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联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但是绝不能和任何别的民族的帝国主义反动文化相联合,因为我们的文化是革命的民族文化。”所谓“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的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所谓“大众的”,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16](P722)由此可见,毛泽东设计的中西文化结合的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蓝图,是融创新精神和马克思主义原则立场于一体的崭新理论。

    第三,否定与重建的价值取向和强烈的文化开放精神

    陈独秀基于对中国现实的强列不满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鞭辟入里的透视分析,试图从文化角度寻找中国的出路。他的新文化思想首先表现为对“德先生”、“赛先生”的请进与宣扬上,主张用西方文化取代中国传统文化。这与20世纪初期的欧风美雨是连贯一致的。同时,陈独秀的反传统主义是根植于对中国国情的分析,适应时代的需要而作出的文化选择。这个选择的价值着眼点是中国在近现代明显落后与西方的现实和西方事实上已经成为近代化的代名词,东方文化在当时是和封建文化相联系的,而西方文化是和资产阶级文化相伴随的,明确主张用西方文化取代东方文化,在当时实质上也就是要中国朝近代化发展。但两种异域文化同时也是异质文化,在陈独秀看来是水火不相容的,所以陈独秀认为二者绝对不可调和,显示出偏激而缺乏了科学和冷静的分析。但从陈独秀表现出来的彻底反封建精神来看,他的文化价值取向主要是从“确为现时代进步所需要”出发,意在“树立新时代精神,适应新社会环境”,具有合理性和先进性的。对当时的“文化―意识形态”的转型起了重大的历史推动作用。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主要表现为激烈的中西方文化大论战。这些论战涉及到革命与改良、东西方文化问题、中国文化出路问题、孔教儒学的现代价值问题、科学与玄学、问题与主义、文言与白话等等。对于新文化的重建问题,始终是以各种新理论武器为依据展开的,一时间进化论、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实用主义、自由主义等纷纷出台。陈独秀在这期间的论战中,观点鲜明,思考全面深刻,见解精微独到,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并于后来直接接引了马克思主义流派。

    纵观毛泽东中西文化观的全部内容可清楚地看到,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并同时吸收外来进步文化的思想是毛泽东中西文化观的主干。既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论,又反对闭关自守、排斥外来文化的主张,是贯穿于毛泽东中西文化观始终的一条基本原则。而围绕这一主干和基本原则所阐发的全部思想,处处吐露着毛泽东对养育自己的这个民族所拥有的文化的酷爱和尊重,即民族的伟大情怀;同时又表现了他放眼世界、正视现实的伟大开放精神。这是毛泽东中西文化观最突出的一个特征。

    当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他在处理中西文化问题时,既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遵循了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使他的文化观更充分体现了民族的自尊心、自豪感与开放精神的有机结合。一方面,毛泽东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充分肯定了本民族文化遗产的历史地位和存在的价值,即从历史的延续性和文化发展的继承性出发,强调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而今天的文化是从古代旧文化发展而来,而不是凭空产生的。因而,绝不能否定民族的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作为一位伟大的爱国者和政治家,毛泽东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来自于对中华民族前途的关注,来自于对进步民族新文化的强烈追求,因而,民族主义的情怀不仅没有束缚他的思想,造成他的保守和封闭,相反,这种情怀更促使他以恢宏的气势和敏锐的目光以及大无畏的精神,满腔热情地去迎接世界一切新文化、新思潮的挑战。他强调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2](P706)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的中西文化观也清楚地阐明,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和向外国学习的目的是达到“推陈出新”,从而“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即创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由此可见,毛泽东没有因为民族的自尊心而倒向拒绝外来文化的极端,他的文化观充分表现为民族的自尊心和自豪感与开放精神的有机结合。

四、结语

    陈独秀和毛泽东的中西文化观由于其思维方式的不同,陈独秀虽然大量引用了西方的思想方法论,但是仍然没有超过以文化发展解决文化问题的传统思维方式,或者说没有超出旧哲学“认识世界”的范畴。毛泽东是从改造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实践出发谈论文化建设的问题的,他与陈独秀一样,认定旧文化对于社会发展有制约作用,对旧文化采取批判否定的态度。但是,毛泽东在后来的革命的实践中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看到人民群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发展方面的无限创造力,所以,毛泽东关于传统文化的思想是以实践第一、与时俱进的的思维方式为基础的。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帅,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以及后来的实践中,破坏了一个旧文化,启蒙和解放了人民的思想和手脚,在新文化运动中,由于时代、理论和实践条件的限制,那一代人包括当时以进化论、唯物论为主要理论武器的陈独秀都没有能真正建设出先进的中国新文化,就文化而言是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这是不能苛求历史,苛求前人的。

    毛泽东的中西文化观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诸因素的影响下形成的:受民族传统文化长期的深刻的影响和塑造,使毛泽东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熟悉、把握和运用的能力达到了不可比拟的程度;紧跟时代步伐,及时地了解和大规模地学习研究西方文化,使毛泽东视野开阔,并有了中西文化对比的依据;地域文化――湖湘文化更直接地培育了毛泽东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伟大的民族气节、忧国忧民的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以及辩证的思维逻辑力、自强不息的创新精神;受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及激进的民主主义者陈独秀、李大钊、杨昌济等人思想的影响,使毛泽东成了进步文化思想的集大成者;对新文化的强烈追求和长期的丰富的革命实践活动,特别是掌握并科学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人类优秀文化成果,使毛泽东能够对近代以来中西文化论争做出科学的总结。由此可见,毛泽东设计的中西文化结合的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蓝图,是融创新精神和马克思主义原则立场于一体的崭新理论。

    陈独秀毛泽东的中西文化观思想,是近代中国人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继续。陈独秀毛泽东在五四时期选择文化的价值取向仍给我们以一定的启示。中国人之所以接受马克思主义,是鸦片战争以来先进的中国人中西比较的结果。比较、选优、实践、再选优,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在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道路上,他们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为我们今天在对外开放中正确对待西方文化与中国民族文化传统,留下一面可贵的镜子。

    逝者已矣,不管是陈独秀还是毛泽东,他们为中国的新文化建设竭尽心智,虽然各有得失,但他们的英名与业绩必将永存,怎样将他们的探索继续下去,已义不容辞地落在了后来者的肩上。

 

注释:

[1]《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

[2]《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

[4]《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5]《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

[6]《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

[7]张同乐:《论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的中西文化观》,史学月刊,1998,(2)。

[8]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新青年》,1916-10-01。

[9]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新青年》,1916-12-01。

[10]陈独秀:《近代西洋教育》,《新青年》,1917-07-01。

[11]陈独秀:《法兰西人与近代文明》,《青年杂志》,1915-09-15。

[12]水如:《陈独秀书信集》,新华出版社,1993。

[13]《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三联书店,l984。

[14]《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

[15]陈独秀:《调和论与旧道德》,《新青年》第7卷第1号。

[16]《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

[17]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

[18]《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

[19]《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

(作者:安庆师范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