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页面上的内容需要较新版本的 Adobe Flash Player。

获取 Adobe Flash Player

今天是:

参观江津陈独秀旧居有感

发布时间:2014-08-08 浏览次数:

    深秋十月的一天上午,我抽空来到重庆市江津,专程参观陈独秀晚年旧居――石墙院。一条不完整的水泥路直通大院门口,大门口士坪上大约可以停十来部车子,一切都显得十分简陋。院内只有一名工作人员,据说是大院的后代,并兼管理员和解说员。大院外面芳草萋萋,大院室内有多个图片资料,堂屋正中陈列着陈独秀半身塑像和陈独秀介绍。参观的人不少,而且老人居多。狭窄的展室和昏暗的光线与相隔不远的聂荣臻故居和展览馆的现代化展示形成极度落差,给参观者心里造成深深的反思。

 

 

 陈独秀旧居正门

 

 陈独秀旧居展示大厅

 

    陈独秀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他一生为中国人民奉献了两大成果:一是发动和组织了五四运动,提倡科学与民主;二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创建中国共产党。历史应当会有他的位置,但这个位置至今只能是在人民的心中。在探索革命道路过程中,陈独秀因犯有右倾错误被开除出党。后参加托派,曾受到托洛茨基的赏识,因内部政见不和又被托派开除。被国民党逮捕监禁三年多,释放后宣布不再代表任何党派,主要从事抗日宣传活动。武汉失守后扶老携幼流落到重庆,生活日渐窘迫,贫病交加,于 1942年5月27日晚9时40分逝世。1947年由子陈松年将遗骸迁回故乡安徽安庆下葬。

 

陈独秀先生铜像


     1942年毛泽东主席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1945年毛主席又说,“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思想启蒙运动的工作。”邓小平同志也曾经讲过要实事求是地评价陈独秀。

    陈独秀在国民党狱中拒绝了各方拉拢,并书“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赠刘海粟并以此自勉。在江津他曾经接受过一些友人的资助,但是拒收叶青、朱家骅和蒋介石等人的汇款,坚持做到“无功不受禄”,体现了陈独秀先生的个人品格和性格。

    江津鹤山坪石墙院杨宅是清朝二甲进士杨鲁丞的故居,陈独秀夫妇居正房一间,约30多平方米,另有两间厢房作为会客室和书房。在江津期间,陈独秀写了很多书信文章,以此为生,最后还著有《小学识字教本》,是文字学的经典之作,当时只油印50册,后梁实秋先生在台湾影印出版,在学术界引起很大震动。

    当我离开江津时已是下午两点,我双眼望着滚滚长江东流水,心里回想着陈先生当年奋斗的事迹,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附件之一:陈独秀活动年表

1879年生于安徽安庆。自幼丧父,随人称“白胡爹爹”的祖父修习四书五经,得到的评价是:“这孩子长大后,不成龙,便成蛇”。

1896年考中秀才。

1897年入杭州中西求是书院学习,开始接受近代西方思想文化。

1899年因有反清言论被书院开除。

1901年因为进行反清宣传活动,受清政府通缉,从安庆逃亡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学习。

1903年7月在上海协助章士钊主编《国民日报》。

1904年初在安庆创办《安徽俗话报》后编辑部迁至芜湖,宣传革命思想。1905年组织反清秘密革命组织岳王会,任总会长。

1907年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后转入早稻田大学。1909年冬去浙江陆军学堂任教。

1911年辛亥革命后不久,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

1913年参加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被捕入狱,出狱后于1914年到日本,帮助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他写文章用“独秀”笔名,来源于家乡的独秀山。

1915年9月,在上海创办并主编《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新青年》)。

1917年初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1918年12月与李大钊等创办《每周评论》。这期间,他以《新青年》、《每周评论》和北京大学为主要阵地,积极提倡民主与科学,提倡文学革命,反对封建的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主要领导人之一。

1919年五四运动后期,开始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0年初潜往上海,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首先成立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同时与其他各地的先进分子联系,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主要创始人之一。

1921年7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虽然没有出席,但被选为中央局书记。从一大到五大,均被选为中央委员,先后任中央局书记、中央局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中央总书记等职务,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在大革命时期,他多次独自、或与少数同志联名反对共产国际领导层发出的一些明显的投降政策,但都遭到苏共和共产国际当权派的政治弹压。

1927年中国大革命遭到失败,陈独秀成为共产国际斯大林主义路线的替罪羊。1927年7月中旬,中央政治局改组,他离开中央领导岗位。此后,他接受托派观点,以在党内成立小组织的方式进行活动。

1929年11月,因为他在中东路问题上发表对中共中央的公开信,而被开除党籍。同年12月发表由81人署名的作为中共左翼反对派纲领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同时,在上海组成托派小组织无产者社,出版刊物《无产者》。

1931年5月,出席中国各托派小组织的“统一大会”,被推选为中国托派组织的中央书记。

1932年10月,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判刑后囚禁于南京。

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于8月出狱,先后住在武汉、重庆,最后长期居住于四川江津(今重庆江津)。

1942年5月27日在贫病交加中逝世。

 

 

附件之二:陈独秀生平简介

陈独秀(1879~1942年),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一大至五大总书记。原名庆同,字仲甫。安徽怀宁(今属安庆市)人。

陈独秀早年留学日本。1903年参加拒俄运动,曾参加反对清王朝和反对袁世凯的斗争。1915年创办《新青年》杂志,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1916年任北京大学教授。1918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20年,在共产国际帮助下,首先在上海建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进行建党活动。1921年3月24日,陈独秀受陈炯明之邀在广东建党。7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局书记。后被选为中共第二、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第四、第五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在1925年到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中,陈独秀多次反对共产国际的国共合作指示(为了保证合作,共产国际要求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内),但是由于缺乏有系统的、独立的阶级纲领指导,使得陈独秀等一次次被共产国际领导层错误的行政指令压下去。最激烈的一次是在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陈独秀在党报上发表公开信,单方面宣布退出国民党,引起党内外轰动,因为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服从后者的纪律,是共产国际为确保国共合作的既定战略路线的中心政策(共产国际为何执行这一政策的部分原因参见百度百科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的词条)。但不久后共产国际领导层发来的指令,使大多数中共党员继续坚持旧政策,而包括陈独秀在内的异议分子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要与这种路线彻底决裂,另立独立路线的无产阶级政党,因为他们并没有形成完全有别于共产国际的另一种国际国内革命纲领,更不了解当时国际领导层内部托洛茨基一派与斯大林一派正在就同一个中国革命问题进行激烈的纲领斗争。值得一提的是,除了陈独秀等少数共产党人的异议外(包括毛泽东和张国焘),其他大多数中共党员都没有对共产国际指令,提出哪怕一鳞半爪的反对意见和公开质疑。这就导致了中国共产党员虽然是中国革命的实际领导者,却是为国民党做苦力的政治局面(随便举个例子:1927年上海第三次大罢工的实际领导者是中共党员,但他们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党员,全世界都看到的是国民党取得了大权,而不是共产党)。

1927年大革命失败对中国共产党造成了强烈冲击,大批优秀干部在反革命屠杀中丧失,27年到30年代初的失败浪潮使中共在城市工人中的影响力严重削弱,直到20世纪末也未能恢复过来。对这次革命失败负有第一责任的共产国际领导层(以斯大林和布哈林为首)把全部责任推卸在它的中国支部――中共的头上,中共又把主要责任推卸在总书记陈独秀头上,指责陈独秀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在1927年八・七会议上撤销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这个栽赃陷害也是中共党史上最大的冤案。

其后,陈独秀在苦闷中反思,开始接受国际托洛茨基派的观点,要求中共中央接受托派路线,即反对斯大林主义荒唐透顶的左倾暴动路线,同时也反对盲目向农村发展力量甚至把游击队高抬为红军(诚然,不仅陈独秀而且当时相当多数国际国内共产党人都低估了农民运动),而主张以国民会议为中心,主张从民权民主斗争开始重新聚集力量。1929年11月,陈独秀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12月,与彭述之等81人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机会主义领导层。同时,在上海建立托派组织“无产者社”,出版《无产者》刊物,宣传托派观点。1932年,在上海淞沪会战中,支持抗战,谴责蒋介石卖国独裁,被国民党政府逮捕。1937年8月出狱,拥护国共合作和国民党领导抗日,在武汉联络民主人士和抗日军队,试图组织“不拥国、不阿共”的第三势力。此时的陈独秀已偏离了托派纲领,并遭到多数中国托派的反对,但仍与托派组织保持关系直至逝世也未曾脱离过这种组织和思想、政治关系。1938年,被王明、康生诬陷为日本间谍,从此与中共彻底决裂。晚年陈独秀最终的立场是主张无产阶级专政,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原则上。1942年5月,陈独秀作为二十多年来一直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而奋斗的革命战士于四川江津病逝。主要著作收入《独秀文存》、《陈独秀文章选编》等。

 

 

附件之三:寄人篱下挨日月――陈独秀晚年在江津的岁月

 

20世纪初,陈独秀高举中国新文化运动大旗,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李大钊等缔造了中国共产党,掀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晚年,他从国民党监狱里出来,漂泊到四川省江津县(今重庆市),在乡间鹤山坪石墙院,度过了生命的最后4年。

一、破帽遮颜过重庆

1938年7月2日黄昏时分,一艘逆水而行的客轮徐徐驶抵重庆朝天门码头。体态清瘦,身着洗得发白蓝布长衫的陈独秀,由妻子潘兰珍搀扶着步履蹒跚地随人流来到江岸。他先期抵渝的儿子陈松年迎上来,取过行李,领着他们来到禁烟办事处李仲公寓所。

陈独秀对新闻记者采访和社会名流约见,一律回绝。可是,张恨水等安庆老乡专为他举办的接风洗尘宴会,不得不入席。

几天后,北大时的老朋友沈尹默寻迹登门畅谈离别之情,相见之欢。别时劝道:“到山中歇息吧。”陈独秀说:“已是这样打算,几年的监狱生活落下一身病……”沈尹默赠诗中有“时乖遂入市,曲尽宜归山”句,陈独秀领悟其意,接受老朋友忠言。

邓仲纯得悉陈独秀已来重庆,多方寻访,在上石板街15号见到陈独秀。老友重逢,欣喜若狂。邓仲纯原名邓初,与陈独秀是同乡、同留学日本、同在北大共事、同参加革命活动。两人从青年谈到壮年、老年,从个人谈到家庭、事业……各有成功失败、酸甜苦辣。最后,邓仲纯诚恳、热情地邀请陈独秀夫妇:“到我那儿去住吧,乡间比城市好!”

陈独秀在交谈中了解到江津比重庆凉爽、日机空袭少、生活费用便宜,加上邓仲纯是医生,便与家人商量,都同意去江津居住。

二、邓宅门前遇故知

8月2日早晨,陈独秀和潘兰珍在陈松年陪伴下,登上了由重庆去江津的小客轮。

粗心的陈独秀在重庆动身前未向邓仲纯捎个信;大意的邓仲纯邀请陈独秀夫妇来家住这样的“大事”,竟没有取得太太的同意。陈独秀一行人来到邓宅门前,不巧,邓仲纯出诊乡下。邓太太随丈夫在北大时是认识陈独秀的,也略知今天的陈独秀是“危险”人物。她在门缝里瞧见这老夫少妻,心生厌恶,嘱佣人:“我不会客,不要开门!”

在大太阳底下汗流浃背、唇焦舌燥的陈独秀夫妇久等不见门开,很不是滋味,进退维谷。

闻陈独秀遭邓夫人冷落的浙江桐城人方孝远赶来,打破了这难堪的局面。他热情地握住陈独秀的手恳切地说:“仲纯这里是医院,来往病人频繁,恐不宜先生休息。如不嫌弃,请到我那儿去住。”他乡遇知己的陈独秀泪水和着汗水往下淌,战战抖抖地感谢老乡的盛情。街坊们上来提的提、扛的扛、簇拥着陈独秀夫妇和方孝远从邓宅向方宅走去。

陈独秀夫妇受到热情款待,方太太挪出间楼房,供陈独秀夫妇作卧室。

立秋后,酷暑未减。高血压时而发作的陈独秀,感到木板房散热不佳,托方孝远在东门临江的郭家公馆租下底楼房屋两间。搬到这里陈独秀很满意:凉爽、宽敞、明亮、宁静,主人闲置的桌凳,可供读书写作、泼墨挥毫……

三、寄人篱下挨日月

其时,邓仲纯的生意红红火火,用积蓄在江津城内黄荆街租房开办“延年医院”。1938年冬迁入新居的邓仲纯,目睹年迈体弱、落泊潦倒的陈独秀居无定所,出于同情,也出于歉意与内疚,终于做通了太太的工作,想把陈独秀夫妇接来住。陈独秀坚辞不往,后来见邓仲纯确实

发自内心、出于真诚,邓夫人也主动前来赔礼,便搬进“延年医院”后院。屋室宽大,通风采光良好,陈独秀把在老家的嗣母谢氏、在重庆的儿子儿媳接来同住。

1939年3月初,78岁的嗣母卧床不起。陈独秀请医索药,调养将息,入微服侍。22日谢氏去世,身披麻衣的陈独秀十分悲痛地向致哀吊唁的亲友说:“嗣母是我的婶母,终生未育,我自幼过继给她为嗣子。当年我在外,她一直同高晓岚生活在一起……”他对儿子陈松年说:“战争结束了,我们回安庆老家,一定把祖母的遗骨带回去重新安葬。”办完丧事,陈独秀身体陡衰,血压升高,耳鸣心悸,旧病缠绵数月不愈。寄人篱下的陈独秀,感到说话、做事都得看邓太太的脸色很苦恼,更有那指桑骂槐、含沙射影的污言秽语不时冲进半聋不聋的耳朵里,很难受。陈独秀劝慰潘兰珍忍气吞声地苦挨到夏初,邓太太终于点燃“战火”,双方唇枪舌战地对骂一阵。实无以忍耐寄人篱下度日的陈独秀,愤然择房另居。

四、石墙院整理遗稿

陈独秀从邓宅搬出住进栈房。此时的江津要租到几间房子谈何容易,天天奔波的潘兰珍总是无功而返。愁眉不展之时,邓蟾秋来看望。他十分同情陈独秀的遭遇。欣然把自己刚落成的“康庄”别墅借给陈独秀暂住。

一日,陈独秀去石桥镇寄信。返家途中在旧书摊购得一本线装《皇清经典》,作者是杨鲁承,江津鹤山坪人,清朝进士。

隔日,陈独秀与邓蟾秋谈及《皇清经典》。邓蟾秋说:“杨鲁承写过不少书,几箱子手稿来不及整理出版就死了。”饶有兴趣的陈独秀问:“他家有些什么人?”同坐的邓蟾秋的侄儿邓燮康说:“只有儿媳妇杨彭氏主持家务,孙子杨庆余,由于家道衰败,没有读多少书,人年轻……”陈独秀兴奋地抢下话头说:“我见过他孙子,这本《皇清经典》就是从他手里买的。若能同他谈谈更好!”

不几日,邓燮康约杨庆余来到陈独秀住所。陈独秀开门见山问:“你祖父的书稿是些什么内容?”“有《杨鲁承先生读〈皇清经典〉》、《群经大义》、《杨氏?林》、《龙溪日记》等。”杨庆余如数家珍地回答,又介绍了鹤山坪的情况。陈独秀深感住到鹤山坪,有利调养病体,还可躲避国民党特务的骚扰,静下心来了却杨家夙愿,完成自己的著述。

7月初,邓燮康雇了轿子和挑夫,护送陈独秀夫妇去鹤山坪,住进当地大户施怀清家里。稍事休息,陈独秀就去相距两华里的石墙院――杨鲁承故居翻阅书稿,还带些回来细看。在这里,陈独秀心情舒畅,病势也和缓。

杨庆余目睹陈独秀为整理祖父的遗稿,三天两回日晒雨淋的奔走,深感不安。他再三恳求陈独秀住到他家里去。中秋后,陈独秀住进了石墙院。

陈独秀偕潘兰珍绕院眺望,大有“世外桃源”之感。说:“幽静安谧,与世隔绝,悠闲自得,是潜心著述的好地方,正满足了我隐居的心愿,难觅的栖身之地啊!”后来,陈独秀带领杨家佣人将院内外扫除一新,栽上花、植下树,又辟菜园种上瓜果葱蒜,著述之余,领略劳动果实的甘美。房侧有株大榕树,树荫有爿杂货店。晚饭后陈独秀常来到这里与村民们闲谈,他那浓重的江浙方言,引出似懂非懂的川南人的阵阵笑声。

隐居石墙院的陈独秀,花了一年多时间阅读、整理杨鲁承的遗稿,考订、整理出《皇清经解》一部、《杨鲁承先生遗作六种》一套。杨庆余自费在合作印刷所印刷出版《皇清经解》1000册,作传家藏品。

五、劝蒋氏好自为之

1939年冬,陈独秀耳鸣稍减,血压则居高不下。经章士钊联系于1940年2月初住进重庆仁和医院,体检医生低声告诉陪伴的何之瑜:“陈先生活不了三年!”这信息传到时在戴笠手下主持“特种问题研究室”的张国焘耳朵里,张即以陈独秀的老部下、北大学生、今蒋介石的“红人”等多重身份前往探视。探视后张国焘向蒋介石建议:利用陈独秀与中共有隙的契机,派党国高级官员公开访问,将其对中共不满言论编成册广为散发,扩大对延安的反宣传。蒋介石批准了张国焘的提议,指示胡宗南等打前站。

病情得到控制的陈独秀出院了,为调养病体,邓蟾秋派邓燮康接来与他同住。此时,奉蒋介石旨意的胡宗南、戴笠微服探询陈独秀。

胡宗南为避免出现僵局,嘱戴笠尽量少说话,恐言多引起陈独秀厌恶;还请出陪伴陈独秀的高语罕,一再表白是“校长”授意。经高语罕“通融”,二位蹑手蹑足地来到客厅,见陈独秀端坐上首,与一银发白髯老翁谈笑风生。“不速之客”来临使气氛严肃起来,高语罕见状介绍:“这是房东邓蟾秋先生。”胡宗南哈腰点头:“久仰、久仰!”戴笠亦机械地点点头、弯弯腰。

二人落座、未及启齿问候,陈独秀直截了当地问:“两位来此,必是蒋先生的意思?”“是的。”身穿棉中山服的胡宗南不隐讳地回答,挺直上身注视陈独秀又说:“蒋先生知先生贵体欠安,特令我和雨农来看您……”不待胡宗南往下说,陈独秀接过话茬:“无事不登三宝殿嘛,二位不会没有公干吧?”趁陈独秀说话时,戴笠令随从将苹果、茅台酒等摆上桌子。陈独秀道:“请收去,我有肠胃病和高血压,早忌酒了。”

胡宗南奉承说:“先生出狱后呼吁抗战,爱国之心感人!对此,‘校长’是知道的。”面无表情的陈独秀突然激动起来,怒气冲冲地说:“胡将军,不必绕弯子了,蒋先生派你们来,究竟何事?”这一激,胡宗南只好直奔主题:“陈先生,‘校长’派我和雨农来,想聆听您老对国事的看法。”陈独秀缓缓地说:“我系逃难入川,虽国事萦环,却不闻政治,更不曾有政治活动。”话锋一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胡宗南、戴笠以为陈独秀要发高论了,陈却慢吞吞地说:“我以为蒋先生当前的抗战决策是符合国人愿望的。敌强我弱,速胜困难。惟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能渡过难关……鄙人孤陋寡闻,惟不愿公开发表言论,致引起喋喋不休之争论。务请两君对今日之晤谈,勿见诸报端,此乃惟一要求……转告蒋先生,好自为之吧。”

胡宗南、戴笠感到无话可说了,起身告辞。陈独秀指着桌上的东西:“烦二位带走,我受用不了!”蒋介石听了二人此行汇报,取消了公开访问陈独秀的方案。

六、著书立说存世间

陈独秀整理杨鲁承遗稿的同时,也编辑自己的著述。他把在南京监狱中撰写的文稿校定编辑,定名《小学识字教本》。该书收录他发表在《东方杂志》的《荀子韵表考译》、《实庵字说》、《老子考略》、《中国古代语音有复声母说》、《中国古史考》、《禹治九河考》等学术文章。此书在编辑中,国民党教育部向陈独秀预付2万元稿费,准备出版发行。时任国民党教育部长陈立夫,审定书稿时说:“内容无大碍,‘小学’两字不妥,容易和小学校混淆。”嘱编译馆改改书名,方可出版。编译馆转告陈立夫的意见,陈独秀生气地说:“陈立夫懂什么?‘小学’指声音训诂,说文考据,古来有之,一个字也不能改。”就这样,书名不改,书不能出版,预付稿费如数退编译馆。

一次,邓仲纯为陈独秀诊病后说:“你的《实庵自传》写得好,何时能写完?”陈独秀说:“我答应朋友们,写完《小学识字教本》,再写《实庵字说》。”见邓仲纯不解,陈独秀解释:“学者以文立身,《小学识字教本》是指学理研究,对中国文字学研究的意义重大,可以留传存世。”陈独秀瘦弱的身子比刚来江津时明显干瘦了许多,讲话时显出中气不足,喘吁吁的。邓仲纯关切地问:“什么时候写自传?”陈独秀抬起无力的手,拍拍脑袋:“写字头胀,等一时吧。”邓仲纯给了些药,说些安慰的话:“我等着看你的《自传》。”

七、鸿雁传书寄友情

蜗居石墙院的陈独秀时有朋友、同事、学生来信问候、谈事、索教,他尽可能地回复。

1940年3月中旬,何之瑜代表北大同学会到石墙院看望陈独秀。问:“蔡校长去世,先生听说了吗?”“听说了。”陈独秀闷沉沉地回答。“望先生为蔡校长写篇纪念文章。”何之瑜说着递上北大同学会的信。陈独秀拆看信,深有感触地说:“我在金陵狱中,常受到蔡先生照顾。今蔡先生先我而去,是心中无数伤疤又多一伤痕矣!”泪珠涌出,洒落在信笺上。

何之瑜走后,陈独秀郁郁寡欢,呆呆静坐。潘兰珍问:“为啥不开心?”陈独秀凄苦地说:“我每次入狱,蔡先生都发救援电文,此次在金陵狱中,又承先生照顾。蔡先生去世,实在是件令我痛心的事。”说着缓缓起身,沏杯浓茶,找来信笺,坐下沉思良久,捉笔写下《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文稿感情充沛,十分真诚,颂扬了蔡元培先生的人格与品德。

这年9月,陈独秀给在云南教书的濮德治写信,断断续续写了20多天。信中说:“……我与你们之间不同,主要在于对民主问题的意见上。”他从6个方面谈了自己对民主的认识。

1941年底,复旦大学教授郑学稼来信谈到陈独秀的《我的根本意见》一文。陈独秀即复信承认文章写得太短,没有详细阐述,可能会被人误解。苏德战争爆发后,陈独秀发觉自己把战争双方的阵线估计错了。他在与朋友的信中把苏、德视为共同敌人,有的文章已见诸报端,感到很不是滋味。他花了几天查阅与朋友的部分信件,觉得有必要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经过思考,写成《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重庆《大公报》载了一半,因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认为“内容乖谬,违反抗建国策”,禁止登载下半部分。外间议论《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调子太悲观,陈独秀又写下《再论世界大势》,以正视听。

陈独秀在病危之际,还是挣扎起来硬挺着给何之瑜写了封“殚精竭虑”的信,把论世界大战的几篇文稿寄给何之瑜。这竟成绝笔信。

八、谈诗挥毫留墨宝

陈独秀著述之余常与欧阳竞天、苏鸿怡、高语罕等聚在一起,谈诗论词,朗诵吟咏,交流诗作,相互评头品足,其乐无穷。

逢年过节,民俗庆典等,陈独秀乐于为村民写对联、条幅。江津县五举乡青年农民阙森云喜爱书法,常请教陈独秀,相交甚笃。为勉励阙森云学习书法,陈独秀用赵体书写单条相赠:“问我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阙森云将字幅珍藏40多年,1982年献给了人民政府。双石场陈相国茶馆开业,陈独秀以黄山谷字体录陶渊明《归去来辞》中句相赠,以表庆贺。

1940年3月的一天,江津县县长罗文宗,来到陈独秀住处问安求字。陈独秀铺纸挥就“穿花蝴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传说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邀。”罗文宗赞叹字写得好,并问:“先生所书诗句出于何处?”“此乃杜工部的七律《曲江对韵》第二首的后四句。”陈独秀说着,在落款处钤上图章。

一次,朱蕴山带几只鸭子来看陈独秀,两人尽兴而谈。别时,朱蕴山请陈独秀题诗作留念。陈独秀写下“贯休入蜀唯瓶钵,山中多病生死微。岁晚家家足肥鸭,老馋独噬武荣碑。”朱蕴山说:“贯休是五代时的名僧,前三句好懂,后一句怎样讲?”陈独秀笑笑说:“支那内学院欧阳大师有本《武荣碑》,我写了这首诗送他,他就把《武荣碑》给我了。”朱蕴山笑道:“你用诗换帖,我是用鸭换诗了!”

时在成都读书的杨鲁承孙女杨树君来请陈独秀题字。陈欣然写下“相逢鬓发重重老,且喜疏任性未移……”杨树君念念有声,不解其意。陈独秀停笔道:“最近,我的朋友从苏联回来见到我,我写这首诗送他。意思是虽然我们都两鬓斑白了,但是高兴的是我们的性格和意志都没有变。现在我把这首诗转赠你,望你在两鬓斑白时,永葆青年时代的意志和性格。”说着,挥笔写完全诗。

陈独秀在江津时虽贫病交加,但笔耕不辍,泼墨挥毫,留下许多诗词书联与墨迹。由于他与时代落伍,给人们的印象淡漠,存者不多。

九、无功不禄持晚节

陈独秀落泊江津期间,无固定经济来源,除微不足道的一点稿费外,主要靠亲友接济度日。通过原“无产者社”成员薛农山任《时事新闻》名誉主笔,领一点津贴。偶尔,《东方杂志》和编译局付一点稿酬。北大同学会坚持捐赠生活费,好友蔡元培、同乡世交邓蟾秋弟兄叔侄也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他用的“独秀用笺”、“仲甫手缄”,全由四川绥靖公署少将参军杨鹏升私人名义印刷资助。1939年冬,国民政府委员柏文蔚来重庆开会时拜访陈独秀,见他无御寒冬衣,当即将身上的灰鼠皮袍相赠。

别人馈赠的钱物,陈独秀有分寸地接受。“素无知交者,不愿受赐”。国民党政要罗家伦、傅斯年,出于尊师、同情与怜悯,亲自送上钱物,他不收。1941年3月,陈独秀收到5000元汇票,是朱家骅托张国焘转寄来的。陈独秀给张国焘写下短函:“却之不能,受之有愧,以后万为我辞。”随函将汇票退给了张国焘。

“无功不受禄”,是陈独秀接受馈赠或收受酬金的原则。北大同学会为陈独秀安度晚年,不仅定期资助生活费,还委托罗汉、何之瑜具体照顾其入川后的生活。1941年,陈独秀拿出他撰写的《连语类编》,对邓仲纯说:“北大寄钱给我,我没什么报答,将这本油印稿送给北大。”弥留之际的陈独秀对何之瑜说:“我的书,由你经手,送给北大。”

其他友人相助,陈独秀是以字条、字幅、字联或墓志、碑文等回报。虽然这种回报是象征性的,确也体现了陈独秀“无功不受禄”的人格品质。

十、寿终正寝鹤山坪

进入1942年后,陈独秀的病情日趋沉重。他听别人说,蚕豆花泡水常饮可以降低血压,就备下蚕豆花,坚持饮用。

1942年5月12日上午,陈独秀高血压复发。治病心切的他仍服蚕豆花泡的水,这次的蚕豆花未十分晒干而霉变,饮后中毒致腹泻。隔日,罗汉从重庆来看他,陈独秀很高兴,嘱潘兰珍去石桥镇买来猪肉、豆腐等。中午,陈独秀多吃了些豆腐烧肉及汆汤,引发了胃病,呕吐不止,夜眠不安。后来数天内头晕目眩,耳鸣加剧,四肢僵厥,冷汗如浴,辗转床第,昏昏迷迷……经医生多次抢救,偶有短暂苏醒。

挨到25日,陈独秀自知不行了,对潘兰珍说:“你人年轻,找一个工作做,莫拿我卖钱。遇到合适的,再找一个人。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自立。”又对儿子陈松年说:“以后回家,把我的棺木、祖母的棺木,都带回去重新安葬。”陈松年接受了父亲的最后嘱托。

27日晚,当邓仲纯为昏迷两天的陈独秀注射强心针及平血压针后,潘兰珍一手托起他的头,一手拉住他的手,陈独秀闭合着双眼,鼻孔间气息微微进出……突然,陈独秀奋力挣扎几下,嘴唇张合张合,两眼定定地盯着潘兰珍。须臾,两手机械地抓了几下,脑袋一偏,耷拉下来。潘兰珍急拨开他的眼睑,一汪泪水涌出,渐渐地没有了气息,悲恸的她俯身将耳朵贴在陈独秀干瘦的胸脯上,感觉不到心脏的跳动了。陈独秀就这样走完了人生旅程。

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中国革命的历史没有忘记陈独秀。在陈独秀去世前两个月的1942年3月2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学习组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时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

陈独秀入川后,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几次探视陈独秀,很有礼貌地关心他的病情,入微了解饮食起居。诚恳而坦率地说:“独秀先生,我来此地一是您贵体欠安,看看您;二是请您去延安,中共中央和老同志们都欢迎您呀!”大为震惊的陈独秀楞楞地注视着庄严、认真的周恩来。好一阵子,陈独秀紧张而激动地问:“什么,请我回延安?”周恩来爽快、肯定地回答:“是的,写个书面检查,就回延安。”周恩来耐心地劝说道:“独秀先生,回不回延安,遵便,人各有志。我和同志们都不强求先生、为难先生,但要请您三思!……”之后,董必武也来江津劝陈独秀:“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抛弃偏见与固执,写个检查,回党工作。”可是,陈独秀仍回答:“回党工作,固我所愿。惟书面检查,碍难从命。”

周恩来、董必武深知陈独秀生活艰难,送上一点钱,陈独秀虽感动不已,但坚决不收。说:“感谢恩来、董老的关心,把这点钱用来营救狱中同志,照顾烈士遗孤吧!”

陈独秀去世后,安葬于江津县城大西门外鼎山山麓之“康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