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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本来面目

发布时间:2015-06-08 浏览次数:

    一

  辛亥革命后,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国家在南北和谈中完成悄然转变,亚洲历史上的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宣告成立。但是,新生的共和国在运行中并不顺利,问题之棘手远超袁世凯等政治精英们的应对能力。

  民国遇到的问题简单来说,可以用外患内忧这个词来概括。

  所谓外患包括:在俄国的策动下,外蒙首先要求独立。接着,呼伦贝尔发生武装动乱,不承认中国的宗主权,长期交涉后算是以《中俄呼伦条约》画上句号。西藏在“壬子事变”后,十三世达赖与外蒙签订了《蒙藏协定》。1913年10月,中、英、藏会议上,西藏提出独立。为此,民国政府不得不采取包括武力威慑、外交和谈等手段仓促应付。更为严重的是,日本政府这时提出了带有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二十一条”,令袁世凯政府陷入外交危机中。

  所谓内忧包括:财政极度窘迫、议会政治复杂难办、官场派系相互倾轧、“削藩”后各省督军与巡按史之间争权夺利、白朗起义、宗社党叛乱以及“二次革命”等。这其中,善后大借款和“二次革命”对袁世凯执掌政府产生的负面效应尤其大。善后大借款,虽然师出有名,而且利益明显有助于民国政府,但是,因为出现绕过议会而直接决断的程序问题,政府不得不向议会作出解释,并以财政总长周学熙辞职为代价。这个过程中,议会制政体体现出来的决策缓慢、程序繁琐,让习惯于追求政府决策高效率的袁世凯很不适应;宋教仁遇刺后,孙文等革命党也采取武装暴动的方式,一时间共和国又处内乱之中。

  面对民初这样一种乱世局面,“民国不如大清”、“今不如昔”的说法开始在社会上蔓延。

  作为“共和之父”的袁世凯,尽管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和治理国家方面,具备卓越的领导才能和领袖魅力,但他毕竟是从大清帝国的旧幕僚起家,在学识和素养等方面都有所欠缺,尤其是对民主政治的运作规则表现出严重的不适应,传统的家长制作风彰显无遗。为此严复评价说,其“不过旧日帝制时一才督抚耳。欲与列强君相抗衡,则太乏科哲知识,太无世界眼光”。曾担任袁世凯秘书的顾维钧晚年在回忆录中评说:“袁世凯不懂得共和国是个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共和国为什么比其他形式的政体优越。”终于使他深陷谜团,利令智昏,走上复辟的不归路。

  二

  而与袁世凯政体上复辟交相辉映的则是文化复古思潮的跟进。这其中的表现有:

  1912年10月7日,陈焕章、沈曾植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孔教会”,声称“目击时艰,忧从中来,惧大教之将亡,而中国之不保也”,因此要“挽救人心,维持国教,大昌孔子之教,聿昭中国之光”。

  1913年4月27日,徐世昌、徐琪在北京成立“孔社”,确立“阐扬孔学,融会百家,讲求实用,巩固国基”的宗旨。

  1913年6月22日,袁世凯发布《尊孔祀孔令》,称孔子为“万世师表”,要对其“以表尊崇,而垂永远”,“以正人心,以立民极”……

  1915年初,教育部出台《教育要旨》《教育纲要》,明令人们效法孔孟,教员要研究理学。

  袁世凯以大总统名义颁布教育要旨:爱国、尚武、崇实、法孔孟、重自治、戒贪争、戒躁进。

  这时,虽位居边缘却不甘寂寞的康有为,仍坚持积极奔走游说,创办《不忍》等杂志,宣传其一直以来主张的君主立宪说,并接连发表《大借债驳议》《中国还魂论》《大同书》等。在《中国还魂论》中,他声称:“今欲大拯中国,惟有举辛亥以来新法令尽火之,而复其旧”。同时,康有为等还抬出“特殊国情论”,声称中国之所以在辛亥革命建立共和后更加混乱,外敌如日本等也在觊觎中国,所以,共和虽好但不适用于中国,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走君主立宪制的道路。

  当然,必须要明确的是,康有为的“君主”,指向的是大清皇族,而非袁世凯这个“乱臣贼子”。但是这样的言论在客观上却为复辟制造了舆论氛围,却是不容忽视的。

  三

  1915年9月《新青年》创办时,庙堂和民间都在热议国体问题,共和国遭遇严重危机,陈独秀等新文化人毅然“充当了共和国的卫士”,掀起了“一场关系共和国命运的新旧争夺战”,所谓的新文化运动即由此肇始。这一点,只要翻看《新青年》第一卷中的“国内大事记”中的“国体问题”、“宪法起草之进行”等栏目以及陈独秀先后发表的《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再论孔教问题》《旧思想与国体问题》《复辟与尊孔》《驳康有为<共和平议>》等系列文章即可一目了然。学者欧阳哲生为此评介说:“《新青年》前期所开展的对孔教的批判,也只有从这一角度考察,才能比较准确地把握它的真实意图。”连曾激烈批判“五四”激进的余英时也不得不承认“孔教跟复辟运动又好像有关联”。

  了解这一背景,才会明白陈独秀在《旧思想与国体问题》中说:“袁氏病殁,帝制取消,在寻常道理上看起来,大家都觉得中国以后帝制应该不再发生,共和国体算得安稳了,鄙人却又不以为然。……只因为此时,我们中国多数国民口里虽然是不反对共和,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欧美社会国家的文明制度,连影儿也没有。所以口一张,手一伸,不知不觉都带君主专制臭味。”也就会明白高一涵何以在《非“君师主义”》中说:“共和政治,不是推翻皇帝,便算了事。国体改革,一切学术思想亦必同时改革;单换一块共和国招牌,而店中所卖的,还是那些皇帝‘御用’的旧货,绝不得谓为革命成功。……中国革命是以种族思想争来的,不是以共和思想争来的;所以皇帝虽退位,而人人脑中的皇帝尚未退位。所以入民国以来,总统之行为,几无一处不摹仿皇帝。皇帝祀天,总统也礼天;皇帝尊孔,总统也尊孔;皇帝出来地下敷黄土,总统出来地下也敷黄土;皇帝正心,总统也要正心;皇帝身兼‘天地君亲师之众责’,总统也想‘身兼天地君亲师之众责’。这就是制度革命思想不革命的铁证。”

  当然,由此也可以深入思考“五四”新文化运动何以会提出“民主”(德先生)、“科学”(赛先生)这两个口号,而不是平等、自由、人权、法治、博爱等。尤其是《新青年》创刊时,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已提出过“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的口号。稍作分析可知,这是因为1915年9月时,尽管国体问题讨论甚嚣,但袁世凯毕竟尚未下定决心改“民主”国体为君主制,所以陈独秀以“科学”口号对应“孔教”,以“人权”口号对应正在起草中的宪法。待到袁世凯复辟、张勋复辟接踵而至,国体问题仍然岌岌可危时,陈独秀在1919年改口喊出了“民主”和“科学”,是以“民主”口号对应“君主”。

  由“科学”与“人权”变为“科学”与“民主”,实在是陈独秀等顺应当时中国政治和历史语境变化之举,而后者也应时代潮流的需要而广为流传开来。

  四

  考察完《新青年》的创办,也就应该明了这样一个朴素的常识:

  辛亥革命胜利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诞生了,但是,从上到下都不习惯这种新的国体和政体。具体来说就是:一方面,作为共和国的总统、总理和各级管理者们,大都刚刚摘去清王朝的顶戴,很难迅速由皇帝的臣子转变成为现代国家的管理者,他们以人民的主人自居,欣然享受着本该是公民赋予的特权。因此,共和国很难迅速走上国家管理的现代化轨道,而是不自觉地就会按照专制王朝的旧例行事;另一方面,作为理论上已经享有国家主权的人民,绝大多数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是国家的主人,因而既不清楚公民的权利,也不清楚公民的义务,更不知道应该如何对待自己花钱雇佣的国家事务管理者。他们仍然以草民自居,习惯于自居奴隶的地位,自觉以黎民百姓的身份恭奉在上者为父母官,遭受不平后期盼的仍是青天大老爷,就像鲁迅笔下的阿Q走上大堂时一样,官员们并不让他下跪,但他还是自觉地跪下了。

  总之,当时的中国已经建立起现代的政治体制,而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却与之相去甚远。虽然在共和体制之下,人们的行为模式却远非共和国公务员和公民的关系模式,而是仍然上演着皇帝时代“为王牧民”的官员与千百万草民的旧戏。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一大批现代中国的先觉知识分子毅然地走上了为新生共和国家培养新国民―――公民之路。而《新青年》的创办,之所以一开始就激烈批判文化传统,批判孔教,是因为文化复古守旧主义者们要借助孔教等专制文化为复辟君主制营造舆论环境;《新青年》的创办,之所以一开始就面向青年而不是其他群体,目的就是因为青年毕竟思想活跃,有着较强的可塑性,即使无法避免旧思想的污染,也毕竟还有刷新的希望。

  说到底,《新青年》的创办和新文化运动的发生,是为维护辛亥革命的成果―――民主宪政而进行的一场思想文化补课。这一场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因为历史的阴差阳错没能顺利进行,所以才导致现代中国转型的代价沉重,至今仍挣扎于泥淖中。

  百年重回首,历史其实没有那么混乱,是思想和价值理念出现了偏差而已。

  (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教授)

  毋庸置疑,作为影响现代中国走向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百年来一直存在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多重解读,例如胡适等自由派人士将其阐释为现代中国的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运动,国民党、青年党以及文化保守主义者始终斥责其割裂了文化传统,主流政治则将其赋予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大力弘扬。三种观点长久以来相互冲突又相对存在,或自说自话,或尖锐对立,以至于今天的学界仍然为此争吵不已。

  究竟该如何看待这个巨大的历史争议呢?不妨考察100年前的《新青年》杂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源头―――的诞生背景予以正本溯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