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来的中共革命史研究，和整个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历史进程一样，走得辛苦，来之不易。有成绩与进步，也有不足和曲折。本文无意讲述七十年中共革命史进展的全过程，只是撷取一些革命史研究中个人以为重要的问题，予以切入，窥察七十年来、尤其是近年来中共革命史研究关注的重点及其中展现的趋势性变化。关于过往的讨论当然不仅仅是为了回望，更重要的还在于希望由此探寻今后研究进一步深入的方向。关山初度已成过去，策马扬鞭才是重点。如果本文能于此稍稍有所贡献，可以说就达到目的了。

　　一、中共革命史研究的学术化

　　中共革命史是一个具有高度政治性的研究学科，这一点，几乎所有的革命史研究者都有清楚的认知。同时，中共革命史又毕竟是一个学术研究门类，是关于一个特定政治力量成长、发展过程的描述和研究，和其他的历史研究学科一样，革命史研究想要成长，真正对社会和人们有所贡献，就应该遵循历史学的学术规范和原则。毛泽东1942年曾谈到：“如何研究党史呢?根本的方法马、恩、列、斯已经讲过了，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当然也要遵照这个方法。我今天提出的只是这个方法的一个方面，通俗地讲，我想把它叫作‘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1]这可以说是强调党史革命史研究应注重全面性、准确性的先声。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的讲述，有宣教性的一面，也有研究性的一面，革命史研究承担的是后一种功能。早年，由于现实的需要和认知的不足，革命史的讲述的确有宣教性和研究性相互混合的倾向，研究性显现不够充分。不过，即便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也有一些论著已经比较好地做到了政治性和学术性的结合，比如黎澍1954年在《历史研究》发表的《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一文，就是一篇富于理论色彩又具学术价值的论文，对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做了细致的学理分析。丁守和、殷叙彝的《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2]系统研究了五四时期文化思想运动的发生、发展和论争等情况，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传播的历史条件，分析了五四爱国运动如何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该书既注重理论分析，史料也相当丰富，显示了较好的学术性。通史方面、李新等编著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公认代表了那一时代革命史研究的水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中共革命史研究的学术性迅速增强。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国家社会的全面进步，中国共产党政治自信的不断提高，为革命史研究向着学术化方向提供了良好的大环境。一批历史研究者介入革命史研究，以历史学科的标准面对革命史，寻求历史的真相而不是为政治定性提供证据，这样的思路为革命史研究输入新的血液，大大改变了革命史研究的气质。其中，金冲及、王桧林、陈铁健、戴向青、郭德宏、唐宝林等一批学者作出突出贡献，李新、陈铁健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通史》(12卷本)可谓这一时期的总结性成果。尤其以杨奎松的“革命四书”(《“中间地带”的革命》、《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西安事变新探》)为代表的一批论著，秉持客观原则，严格遵循历史的事实逻辑，用史料说话，呈现了严格学术意义上的中共革命历史的书写模式。这些年，革命史研究得到历史学界乃至知识界较大范围的认同，被历史学的业内同行接纳，和这一批研究者上述努力是分不开的，而大家也越来越以这一标准要求中共党史和中共革命史的写作。近代史研究专家茅海建在评价杨奎松的《中间地带的革命》时说：“历史著作的最基本功能是叙事，议论风生虽可见历史家的智慧，但毕竟已出历史之外。而对历史真实生动且准确的描述又是史学之树常青的一股活水，尤其是关于中共党史。”[3]道出了历史研究包括党史和革命史研究真正活力之所在。

　　早些年的中共革命史研究，能够做到讲清楚基本事实已不容易，随着一大批经过良好训练的研究者的加入，现在这些已经成为大部分研究者的基本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持撰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也以尊重事实作为重要的写作原则。无疑，革命史研究要继续取得进展，依靠档案文献等各种材料，发掘更多历史事实仍然是基础性的任务，这一点，无论是历史研究，还是革命史研究，都永远在路上，不会停歇，也不应停歇。同时，也应看到，所有的研究要向前走，我们充分尊重前人的努力和打下的基础，感念他们为后人撑开的那一片天空，但不意味着要亦步亦趋、规行矩步。对前人努力的最好回报不是躺在既往成绩的功劳簿上，而是继续前行。

　　可以感受到，和历史研究的其他学科一样，中共革命史的研究也面临着进一步深化的问题。事实上，由于基础薄弱，起步较晚，革命史研究经过这些年的努力，毋宁说整体而言也还是刚刚够到历史研究的起跑线，尽管这样的成绩对于中共革命史这个特殊的学科而言，已经难能可贵，但作为革命史研究的业内人士，没有理由为之满足。相对于波澜壮阔的中共革命，革命史研究所做的工作还太少太少，基本上还限于历史事实的梳理，即连中国共产党这一革命主角，所做的分析研究很难说得上深入，对中共革命政治文化的深入剖析更是远远不够，对中共革命行动机制的了解也不足，许多应该展开的研究甚至都尚未起步。历史事实的挖掘、历史材料的丰富，固然是历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基础，但只有这些当然还远远不够。革命史研究既要回应革命本身的关切，也要面对历史研究理念的变化和创新。革命史研究的深入推进可谓任重而道远。杨奎松曾经说过：“即使进入到90年代，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水平在整体上仍不能同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研究的水平相比，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4]这样的判断，放到今天尽管未必完全准确，但革命史研究比之同类的其他学科还有更多的提高空间，的确也是事实。

　　二、中共革命史研究的转向

　　近年的中共革命史研究，值得欣慰的变化当然也不是不存在。随着中共历史学术化方向的持续推进，将中共历史研究置于一个更广大的范围内予以解读的声音不断高涨，这既反映了学界对中共历史研究严肃认真的求知态度，也是学术进步的重要体现。这样的趋势应该肯定为中共历史研究的正面发展方向。和整个历史研究一样，革命史研究近年的明显变化是许多研究者转向基层寻找问题，由单纯的文本解读和事件追索转向对社会肌理的解剖。早在80年代，魏宏运就倡导从社会经济角度研究中共革命。[5]1991年，张静如就提出要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中共党史研究。[6]这一倡议在当时就得到热烈响应，相关呼应文章不断出现。之所以如此，应该和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不断发展的社会史研究热潮不无关系，社会史的热潮可以说覆盖了史学的各个领域，形成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史学的重大方法论突破，张静如的呼吁和这一史学思潮汇合，促进革命史研究和社会史研究相结合的趋向。这一趋向正如研究者指出的：历史不仅仅是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它还有更丰富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内容。即便是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如果不与当时的社会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也不可能得到合乎实际的认识。革命史研究最应当引起重视的，正是中共革命中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变迁，或者说中共革命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7]按照李金铮的概括，这样的趋势可以称之为新革命史。

　　将中共革命历史的研究放置于社会的变迁中，在不放弃革命史宏大叙事的前提下，将研究建基于社会和民众生活之上，这一研究趋向有利于深化研究基础，拓展研究视野。对政治力量和政治革命予以技术化理解和剖析，打开了历史认知的一扇大门。即便是面对中共这样一个意识形态政党，技术化的理解也有助于更加全面、准确地把握研究客体，进而深切感知政治力量的弹性和多面性。一般而言，任何政治力量都不可能没有政治技术，必然具有政治力量共通的一些特质。从政治技术角度切入，可以发现之前单纯从政策路线角度观察无法发现的许多历史面相，有助于推进历史认知的深化。近年来中共党史研究的深入推进，与这样的观察角度的引入密不可分。

　　不过，观察角度的丰富可以开阔视野，却也不是万应良药。如果只把研究眼光停留在角度的更新上，有时候反而离重要的问题越来越远。不能不看到，当研究者套用西方社会政治的分析方法特别是政党研究方法面对中国共产党时，常常会让人觉得似是而非、隔靴搔痒。技术性地了解和分析可以呈现历史的一些面相，却不一定能体察到政治力量的运作机制及其背后逻辑。学界关于碎片化的批评，担忧的也正是现有研究尤其是整体的研究趋势会不会偏离了研究对象的核心，即便这种担忧可能为时过早，未雨绸缪，亦非无因。

　　近年中共革命史研究另一个重要趋向就是会通国共两党两支对立方的政治力量，将其放在一个平面下观察两支力量的对立、搏杀，而不是以往革命史研究或民国史研究通常呈现的单方面视角。这一点，研究者早有注意。何友良曾撰文强调：治苏区史者，应会通民国史，将两者有机结合，建立互为照应、融会贯通的视野和思维，把苏区史放在民国史的大框架和国共两党发展中国的政略、道路构想的大视野中去系统研究。[8]长期来，由于中共革命史领域的特殊性，革命史研究不太注意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沟通，对历史进程中其他力量的关照和研究不足，常常成为自身力量的循环论证，缺乏足够的说服力，也难以回应其他学科的质疑。注意对对手方的研究，可以避免自说自话，有助于全面观察互动的、动态的历史发展进程。

　　中共革命史研究这一趋向同样是整个史学潮流发展的一环。上世纪末以来，历史研究者乐于发现不同研究对象的共通之处，尤其从曾经截然对立的政治力量，看到其中的同，让人顿有耳目一新之感。不过，任何的新，当其被过度使用和解释时，又不免于走到另一个极端的风险。当研究者满足于发现各种政治力量的共性时，却忽视了和文学作品一样，历史中的这一个才更加值得关注，否则文学中的千人一面又会在历史研究中上演。如果说文学的千人一面是因于作者想象力的贫乏，历史研究的千人一面就更加让人无法接受，因为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历史中的人和事本来就是丰富多彩的。

　　相对而言，在国共两党中，国民党史的研究者把国民党写得缺乏特点还容易理解，因为国民党本身的特质确实不够鲜明，即便这样，也必须看到，国民党有国民党的理路、原则、目标、特性、法源，是其他政党无法替代的。研究国民党，还是应该回到国民党本身，要对国民党的内在脉络有了解，才能把国民党研究清楚。至于中国共产党，如前面谈到的，大概很少有哪种政治力量会具有如此鲜明的特性，会是如此有别于其他政治力量的这一个，把共产党混同于其他政治力量，不去深挖这个党的本身逻辑，这样的研究最多只是触及研究对象的皮毛。

　　研究者为什么会出这样的问题，除了认知水准外，不能不说也和研究背景及环境相关。长期来的中共革命史研究有意无意把中国共产党认知为一个封闭系统，似乎是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绝缘体，也就是通常说的神化倾向，这种神化倾向尽管强调了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但不是建立在准确认知和分析的基础上，抽离了具体的社会生活和实践。当神化的一面被打破后，相应地出现一种反趋势，也即强调革命政党的普世一面，世俗化的一面，而任何政党和政治力量，确也存在共通的结构、目标乃至观念和行为方式，当研究者从特殊性走出后，最容易看到的就是这种共通性。发现并强调这种共同性，从学术趋势的流变看，有其合理的一面，但研究者不应该满足于此。发现共通性只是做了最基础性的工作，共通性是常，特殊性是异，历史研究要立足于常，但研究工作本身的要求侧重于寻找异。实际上，历史研究有类于新闻，更多地还是呈现变的这一面，新闻人会敏感地捕捉生活中的动荡和变化，尽管他们都知道生活日常才是世界的底色。历史研究也是一样。不是说不变不重要，不变是历史的常态，问题是既然要做研究，就不能仅仅满足于复述最基本的常识，更应该关注也必然关注的是引领历史波动和变化的这一层面。米尔斯曾经批评：“在将所有事务都看做‘持续性运动’的观点中，突变的步伐和革命的混乱——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如此鲜明的特征——被忽略了，或者，即使没有忽略，也仅仅当作‘病态’‘失范’的象征。由单纯的短语如‘多数’或‘社会’所暗含的常态和假想的统一，降低了观察现代社会结构全貌的可能性。”[9]多年前这个异域的批评，放到现在的中国，居然还有如此强烈的针对性。

　　年轻一代的中共革命历史研究者常常强调，中共党员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也有常人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自然，这样的看法有其充足的道理。看到这一点，相对于传统革命史研究的确也是进步，可以让革命史研究更加落到实处。但只是看到这一点，对准确认知中共革命却未必有实质的推进，因为这只是说出了一个基本的常识而已。历史研究者的使命恰恰在于，在常识的基础上如何继续向前推进，如何在看到中共革命也具有常态化特征同时，发现中共革命的独特之处，寻找并揭示中共革命的内在脉络，呈现中共革命的这一个，这是研究者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当然，任何完整展示一个政治力量各种特质的工作都是有意义的，强调发现革命的这一个，绝不意味着否定多面相展现的努力，只是说，研究的取径需要存着更高远的目标，需要关注影响着时代的重大问题。比如说，无论在历史还是现实中，我们都能发现中共革命力量的强大，其执行力、贯彻力、控制力常常让人叹为观止，各种关于中共革命历史的书写对这一点也多会涉及，但这一点如何做到，具体的、细微的、有说服力的研究却并不是很多。许多的解释只是大而化之地告诉人们，中共具有强大的组织力、宣传力，中共干部有理想、有信仰，所以他们能做到常人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对于历史研究者而言，应该追问的问题起码还有：中共这种强大的组织力、宣传力从何而来?和历史、现实及其周围的世界是怎样的关系?中共干部的理想、信仰如何建立，力量如何发挥?这些似乎不言而喻，仔细想，本身何尝不也是问题。

　　三、中共革命史研究的挑战

　　历史研究通常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历史现象，一是历史趋势。固然这两者很难截然区分，但关注重心的区别还是显而易见。历史运动的过程，重大的历史事件，重要的历史人物及其活动，都属于历史现象的范畴，这些毫无疑问是历史研究基础性的对象。历史趋势则希望考察历史运动的背后逻辑。如果我们相信人类的理性，相信人类的群体性选择可以形成趋利避害的合力，那么我们可以对历史运动存在趋向性的方向保持乐观的态度，而从纷繁复杂的历史运动中寻找、把握这种趋向就成为历史研究者不可回避的任务。当然，由于人类选择的复杂性，这种趋向并不一定是我们愿意看到的滚滚向前，趋利避害的结果也可能是播下龙种收获跳蚤。历史研究者观察到的趋势只是历史现象下面运动的方向，并不对这种方向的价值取向负责。

　　观察历史运行的趋向需要了解历史现象，但是仅仅了解历史现象并不足以发现历史趋势，理论的视野和深度在此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理论对于历史研究的意义，几乎所有有远见的历史研究者都予以高度肯定，诚如马克思所言：“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10]观念从来不是可有可无，观念常常决定着历史的走向，也决定着你我生活的现实和未来。

　　如果说一般的历史研究都不应该忽视理论考察和理论视野，革命史的研究，这一点尤为重要。革命史面对的研究对象就是一个以信仰、理论聚合起来的革命力量，就是一个具有高度理论思维的革命运动，对革命历史的研究，除了必须具有出其外的理论判断力，还要有入其内的理论理解力。这是一个富有挑战力的研究对象。王奇生写道：“有必要追问，那些早已熔铸成我们思想价值观念的革命话语和革命政治文化是如何建构起来的?又是如何演变的?由于近代中国革命离我们太近，我们常常因置身其中(主要指观念层面)而对习以为常的问题缺乏敏感性。适度拉开一点距离，以一种‘去熟悉化’的眼光来重新检视，也许能引发新的认识和新的思考。”[11]

　　中共革命是一个系统工程，中共独特的政治文化有助于造就这样一个系统工程，中共从唯物辩证法中习得的方法论，对这个党的影响不可小觑，中共独特的意识形态和行为机制造就了不一样的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对中共革命的影响绝对不可小觑。要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历史，对中共政治文化的了解就不可或缺。而要了解这样的政治文化，探寻这一政治文化如何在中共阵营中生根发芽，又具有不一般的意义。

　　问题的难点在于，对于这样的影响的落实，力量的生发，研究者很难从量上予以展现。思想的力量在人类生活中可谓无处不在，却又不像物质的力量那样清晰可见。历史研究注重可把握、可呈现的实在经验，酷爱实证的历史研究者，常常会对难以把捉的思想保持警惕的态度。

　　岂止是思想的力量难以呈现，即便是中共革命是个系统工程这个判断，要坐实也不是件容易的事。阅读史料的过程中，可以很清晰地感觉到中共革命多重因素间的相互关联，而且这种关联在中共政治文化和行动机制的生产中不断被促动、强化。谈到中共，大家都会提到中共组织力的坚强，但是组织力并不就是依靠组织架构的设计即可实现，组织要运转，还是需要人，不同的人群对组织力的落实可能会有相当不同的影响。比如1924年改组后的国民党，在组织架构上大量引进了苏共的模式，组织层级上几乎和中共没什么两样，然而，了解国共实际组织运作的人大概都知道，大致相似的组织体系所发挥的效能大相径庭，蒋介石和国民党人自己也认为国民党的失败很大程度是因为组织的失败。固然，国民党人的这种自我反省不一定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实际上，较之大多数政治力量，国民党的组织已经堪称严密，只是比之中共党人远远不如而已。不过国共两党的比较，至少可以证明的是，严密的组织体系，是通向严密组织的一部分，真正让严密的组织落到实处，中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共严密的组织之所以可以形成，很重要的一点还来源于其纪律性。作为一个意识形态政党，中共以完成马克思主义提出的阶级革命目标为使命，这是对现有的统治秩序乃至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秩序的全面颠覆，这样的任务，不可能在一团和气中完成，全世界的共产主义革命几乎都在腥风血雨环境中开展，当非偶然。这样的成长环境，注定了必须建立严格的纪律，必须保证这支力量的战斗力。

　　严格的纪律是要求，但要真正建立，也不是容易的事。严格的纪律下，政治力量的维系需要依靠资源分配、核心理念、团体的向心力、惩戒制度等。中共夺取政权前，可供分配的资源实在有限，保持纪律依靠的主要是后面三者，其中核心理念对于中共这样的意识形态政党发挥的作用尤其重大。无论是1927年的国共分裂后国民党追杀中共党人时中共的坚持，还是抗战爆发后一批知识人的涌向延安，都和这样的理念分不开。对于像中共这样一个长期处于在野地位，处身艰难的革命党而言，没有理念的支撑，无论是组织、还是纪律的落实，实际都是难以想象的。

　　当然，组织、纪律、理念是一个相互作用、互为促进的统一体，历史的具体进程中，常常很难辨别何者为主、何者为从，更无法将其截然分开。某种程度说，混沌的状态，更像是当年历史的真实景象。但是，历史研究者需要对历史的进程有一个解说，需要对复杂的历史进程有一个条分缕析的讲述，需要建立逻辑上的递进关系。把混沌变为清晰，是讲述者的责任，只是这样的过程，常常导致的是丰富的历史状态被扁平化的结果。

　　研究者不能不面对的现实就是：无论是历史的叙述还是解释，面对呈现无限多可能性的历史过程本身，它们几乎命定就是平面化和静态化的，尤其面对中共这样一个充满张力的政治力量，即便是静态的描画也是那么力不从心，何况动态的描画和讲述。历史的平面化不仅仅来自于政治的影响，或者说政治影响导致的平面化其实是比较容易克服的，只要政治因素排除了就可以解决，人类语言和表述的缺陷，才是研究者不得不更经常面对的难题。

　　或许和这种无奈多少有些关系，20世纪下半叶兴起的新文化史把注意力更多放到历史研究者所使用的材料当中，而不再单纯限于关注历史现象，通过材料的解读，打开历史的多重世界，形成放射状的通向历史的多条解说路径，避免了此前历史叙述几乎无法绕开的逻辑演进及由这种演进导致的单一化倾向。从对文本的再解读中突破文本的局限，这是20世纪人类意识到自身讲述空间的局限后，自我突围尝试的一部分，其所掀起的波澜足以证明它确实触到了人类自我认知的痛处。新文化史的具体关怀或许会被质疑，但其历史阐释方式事实上已经成为新的历史认知的基础，融进了历史研究的血液，成为兰克史学奠立以来史学认知和书写的一场革命。不过，新文化史也不是没有问题，在展现历史过程的多歧一面同时，如果忽视了历史中有可能存在的趋势的寻找，否定确定性价值的追求，难免陷入相对主义，也留下碎片化的诟病。文本的解读固然可以释放历史叙述的多面性，但解读者意志的过多介入有时会使历史研究成为游戏，即便不是面对历史的“真”，学术也应该有自己的尊严，新文化史不应该解构掉这种尊严。

　　无论有多少问题，新文化史的确不失为历史研究者丰富历史叙述路径的一个方向。尤其对于中共革命的解读而言，更值得高度重视。常常困惑于中共革命的系统工程如何呈现，新文化史勾连的方法或许不失为启迪;常常为革命中的主干和枝节如何处理发愁，新文化史的文本解读方法也是一条路径。革命史常常说联系的、辩证的观点，细细想来，新文化史某种程度不也是试图呈现一个联系的、辩证的世界。所以，方法而不是价值观，应该是我们对新文化史最大的期许。[12]

　　四、不断发现中共革命

　　中共革命史研究走到今天，又处于一个新的瓶颈之中。这是一个相对高位平台的盘整，这样的盘整不是坏事，恰恰是知不足后寻求向上的动力。革命史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要面对近代中国的革命浪潮中成功把握机会并赢取胜利，从而主导当代中国的政治力量，因而，革命史的书写，难免不带有政治意味，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并导致各种各样的政治化解读，有时，其结果甚至超出作者的预想和把控。

　　罗志田曾经批评，民国史的研究具有“倒放电影”的倾向，即以既存的结果倒推原因。[13]他的这一批评，起码就近代史领域而言，可以说极具点醒和推动意义，影响了近二十年近代史领域人们的历史认知。不过罗志田也不是没有注意到历史研究中后见之明的重要性，有时，面对那些叱咤风云的历史当事者，后见之明或许就是历史研究者最大的优势，因为，对当事者混沌一片的历史走向，后人却明镜般清晰，历史的关窍处轻轻松松尽入研究者眼中。这就是知道结果的好处。因此，在警惕简单的因果论和线性史观时，又不能完全否定结果的价值，低估结果对于历史研究的意义。

　　不能不说，就历史的进程言，现在可以看到的历史结局是历史走向的最终确定性选项，尽管不能说其他的选项就一定不可能成为最终选项，但结果之所以是这一个，而不是其他，一定有它的道理，历史研究者没有理由忽视这一点。比如，中共领导的革命相对于国民党的胜利，是一个确定性的结果，无论这中间有多少曲折，无论后面的历史走向是什么样的，都不会改变这一事实，对于这一事实的解读海内外学者或许见仁见智，其中有研究者的价值在，这一事实却没有人不会承认。所有的历史都有偶然性，然而如果只有偶然性，不可能累积起确定性的结果。

　　中共革命史的研究者固然不能忽视通向这个结果的复杂和曲折，但无论如何也不能回避面对这样的结果。相对于宣教系统关于这一结果历史必然性的充分论证，研究者需要进一步了解的是这样的结果是如何发生、完成并继续延展的。作为一个具有高度执行力的政党，中共的胜利绝非偶然，其中有着很多值得深入挖掘的内在脉络，只有了解了这个政治力量的运作机制及其背后所蕴含的政治文化，抓住中国革命的灵魂，才能入乎其内，真正深入了解这个党。时人无论从哪个角度观察到的这个政治力量的一些特质，背后都有更本质的逻辑在，有意无意忽视这种逻辑，无论是面对历史还是现实，都不是一种明智的做法。从这一意义上看，结果对于历史的重要性还是超乎我们的想象，因为很多的结果不仅仅指向过去，还在指向未来，过去的结果常常就是通向未来的桥梁。

　　探触历史的灵魂，不可避免就要面对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中共革命史的研究，这一点尤其具有现实意义。不过，正如中共革命不能简单照搬苏俄的革命经验一样，对于历史尤其是中国革命史的经验，并不是直接照搬那么简单。中共革命历史上常常会批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简单照搬历史经验的做法就不无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之嫌。时代不一样、背景不一样、环境不一样，当年行之有效的做法并不一定就能应用到今天。研究革命史可以提供的经验或许在于：我们可以循着历史的路径，体味到一些思路和方法，发现中共革命的结构性特征。举个例子，中共是个高度强调效率的政党，令行禁止、纪律严明、效率优先，同时，历史上也是“左”倾频发的政党，效率优先和“左”倾频发之间的关系就值得思考。而中共成功发展的几个时期包括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及改革开放时期，都是中共面对复杂形势，充分运用博弈和妥协的方式，寻求生存、发展利益最大化的时期。这几个时段，看似没有必然联系，但综合在一起看，却不难从中发现一些结构性的趋向。《中庸》讲：“极高明而道中庸”，又讲：“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历史如此，历史研究如此，世事人生大抵也是如此。（本文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1期。作者：黄道炫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