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报告，开篇就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毛泽东把学习党史直接与党的事业成败联系在一起。

　　80年后，在学习党史已蔚然成风的当下，《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仍闪耀着科学的光芒，为学习研究党史指引方向。特别是对党的历史上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方可旗帜鲜明与形形色色的历史虚无主义作坚决斗争。

　　延安时期，总结研究“党二十年历史”成为全党共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积极探索党史研究的相关理论。基于此，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作了《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报告。报告强调了党史研究的重要性，阐释了党史研究的基本原则与主要方法，划定并分析了党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系统研究中共党史的开篇之作，对推动中共党史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呈现泛滥之势，“重新评价”“全面反思”等所谓“历史研究”的口号不绝于耳，夸大党史中的挫折、否定党史上的成就、污蔑歪曲党史人物和党史事件等现象时有发生，给党史研究领域带来了不小的冲击。毛泽东虽然没有专门就历史虚无主义展开论述，但在他对中共党史研究的相关论断中，特别是《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报告中体现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在党史研究意义、内容和方法等多重维度对剖析、抵制当前的历史虚无主义大有裨益，闪烁着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火花，并为党史研究领域进一步针对历史虚无主义主动亮剑提供了鲜活的当代启示。

　                                   油画：毛泽东在延安著作

　　一、 党史研究领域应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多维建构

　　毛泽东的报告《如何研究中共党史》对党史研究进行了有益的理论探索，虽然报告并没有直接提及历史虚无主义，但其中的观点和论断在党史研究的意义之维、内容之维和方法之维上自成逻辑，为当前诊断并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模糊党史研究意义、割裂党史研究内容和混淆党史研究方法等症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

　　（一）党史研究的意义之维。历史虚无主义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直接否定历史研究的意义，但实际上，这种思潮名义上以“理论探讨”“学术争鸣”为幌子来“深化历史研究的意义与价值”，实质上极尽歪曲历史之能事，且隐含较为浓厚的政治意图，反而造成了历史研究意义的“虚无化”。毛泽东针对党史研究的特殊性，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阐述了党史研究的意义。

　　首先，毛泽东在“过去”逻辑的意义上强调历史的继承性，换言之，即“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早在1938年10月，毛泽东就直接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在1942年3月《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报告中，毛泽东开篇即作出直接判断：“现在大家在研究党的历史，这个研究是必须的。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

　　其次，毛泽东在“现在”逻辑的意义上关注历史的现实性，尤其是对推动前所未有历史性变革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将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反之，如果对党的路线政策的发展历史认识不清，那么就无法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更无法理解当前路线政策的延续性或变化性。

　　最后，毛泽东在“未来”逻辑的意义上把握“路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历史规律性，并在对规律性的探求中更好地规划未来。长久以来，我们党“虽然在走每一步的时候也曾考虑过昨天是怎样走的，明天应该怎样走，但是整个党的历史却没有哪个人去考虑过”，如果这种情况延续下去，不把整个党的发展过程作为客观研究的对象，那么即使从中求得规律，大多也带有局部性、零散性的色彩，无法获得全局性、整体性的认知。因而，党史研究只有“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才能从整体上感知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并产生“启发思想的作用”。

　　由此，毛泽东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三者的贯通逻辑中厘清了党史研究知古鉴今等意义。这有利于澄清当前历史虚无主义对党史研究意义的模糊与虚化，可以有效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从根源上建立起正确的党史观，积极应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挑战。

　　（二）党史研究的内容之维。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领导人民在艰难困苦中砥砺前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也因为各种原因造成了一些错误，这就成了历史虚无主义潜滋暗长的“温床”。这些历史虚无主义者通过孤立地解读不同阶段党的发展历史，片面地评价党史上的重要人物，人为制造“假问题”“假矛盾”，刻意将党史研究内容加以割裂和肢解。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阐述了党史研究的相关内容，坚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评价党史人物，尊重党史事件的内在联系，准确划分党史上的不同时期，在党史研究的内容之维探索出行之有效的普遍共识与规范。

　　首先，在评价党史人物的层面，毛泽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历史态度，将历史人物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加以分析评判。例如，毛泽东在对陈独秀进行评价时，一方面坚决批判陈独秀在大革命后期时犯下的错误，多次强调“后来陈独秀犯错误的要不得”“那就会又来一个陈独秀主义”。另一方面，对于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创立中国共产党等方面的历史贡献，毛泽东客观地予以承认，将他称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并指出“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这正如毛泽东在后期所总结的，“中央认为应使干部对于党内历史问题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同时对于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在作结论时应取宽大的方针，以便一方面，彻底了解我党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又一方面，能够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这就给评价党史上的重要人物特别是有所争议的人物确立了客观统一的标准。

　　其次，在分析党史事件的层面，毛泽东尊重历史的内在联系，避免产生对党史事件的割裂式解读。以大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为例，前期属于正确的阶段，即“实现了国共合作，打击目标是对的，革命队伍的组织是对的”。然而，当革命进行到后期，特别是当国民党已经与无产阶级和农民分歧日深且准备叛变革命时，党的路线和政策就必须作出调整，以适应当时的实际情况，就不能再把同国民党的联合视为正确的主张。因此，在分析党史事件时，尤其是党的路线和政策发生过转折和变化的重大事件，一定要联系这些事件所处的历史方位，探究其发生转变的内在因素，分析其是否符合党内外、国内外等实际情况，避免产生对党史事件的误读。

　　最后，在划分党史时期的层面，毛泽东秉持发展与辩证的观点，抓住党史研究的主次矛盾。通过对革命的任务、联合的群众、打击的目标、党的政治路线等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核心要素的科学分析，毛泽东提出了中共党史的分期标准，他指出：“我们党的历史，我觉得可以分为这样三个阶段：大革命时期是第一个阶段;内战时期是第二个阶段;抗日时期是第三个阶段。”这一划分标准深化了对党的历史发展不同阶段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规律性的科学认识，为研究不同时期的党的历史提供了明晰判断。

　　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从党史研究的内容之维出发，在评价党史人物、分析党史事件和划分党史时期等层面梳理了党史研究的内容。这有助于统合当前被历史虚无主义者人为割裂的党史研究内容，为有力阻绝历史虚无主义在党史研究内容上的诘难确立了可供效法的规范。

　　（三）党史研究的方法之维。历史虚无主义虽然通常以“态度中立”“价值无涉”等面貌示人，但在其极力伪装的面具下，隐藏着抽象的人性说、孤立的观察法和静态的研究论。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始终坚持阶级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和动态分析法，反对用建立在唯心主义理论基础之上的抽象、孤立和静态的方法来研究中共党史，力图使党史研究展现真实、科学的历史发展轨迹。

　　首先，毛泽东坚持用阶级分析法反对抽象的人性说。在毛泽东所处的历史环境中，阶级和阶级斗争客观存在，就不可避免地使用阶级分析法来研究中共党史。在分析陈独秀路线时，毛泽东就站在无产阶级的角度看待与国民党的联合，他指出：“陈独秀路线的根本特点，便是一切联合反对斗争，就是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叛变了的时候，还要同它联合。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策变了，而我们的政策不变。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打击革命了，我们的政策也还是不变。”但是，决不能据此把阶级分析方法视为党史研究的唯一方法，将其绝对化和庸俗化，防止在党史研究中简单采纳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的做法。

　　其次，毛泽东坚持用比较分析法反对孤立的观察法。在纷繁复杂的党史研究中，各种材料、档案等错综复杂，必须在充分的比较研究中才能得出更为全面客观的结论。毛泽东主张从各种记录党史事件、人物等的不同材料中求得对中共党史内在规律的解答，他指出：“为了有系统地研究中共党史，将来需要编两种材料，一种是党内的，包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种是党外的，包括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等。两种材料都按照年月先后编排。两种材料对照起来研究。”只有基于各种材料的深入考察，党史研究才不至于被某一材料所制约，或者陷入错误材料的陷阱而得出偏差的结论。

　　最后，毛泽东坚持用动态分析法反对静态的研究论。动态分析法将党史研究放置于长时段的历史考察中，既从历史的后半段回溯前半段，也从历史的前半段观照后半段，以便于在历时性的研究中更深刻地认识中共党史。比如，从宏观的党史研究来看，毛泽东认为：“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再如，在党史研究的具体问题上，毛泽东同样坚持动态分析法。在谈到“党八股”问题时，毛泽东也主张“联系‘五四’时反对老八股、老教条、孔夫子的教条、文言文”进行深入考察。动态分析法将党的发展历史看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既讲清了贯穿其中的连续性，又区别出前后阶段的差异性，避免因静态研究而忽视历史发展的动态历程。

　　从这个角度来看，毛泽东立足于党史研究的方法之维，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精髓具体阐释为党史研究的科学方法，树立了堪为典范的方法论原则，驳斥了历史虚无主义对党史研究方法的混淆，为当前应对历史虚无主义提供了一以贯之的党史研究方法。

　　二、　党史研究领域应对历史虚无主义的经验启示

　　（一）历史思维。历史虚无主义者假借“史学研究”等面具，剪辑、拼接碎片化的“史料”“档案”，诋毁党史中的重要人物，歪曲党史上的重大事件，在党史研究领域罗织起历史虚无主义的传播链条。就历史虚无主义力图将自身包装呈现为“史学研究”的外壳而言，最为直接的应对措施就是以科学的历史思维粉碎其虚伪外壳，暴露其真实企图。

　　首先，培育历史眼光，善于透过全面的历史视角来研究中共党史，为反驳历史虚无主义提供学理支撑。历史虚无主义者通常站在孤立的视角、选择割裂的材料看待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得出的结论必然是有失偏颇的。毛泽东认为：“我们研究党史，必须全面看，这样研究党史，才是科学的。”就此而论，只有全面科学地考察中共党史的接续演进并揭示其中的内在规律，才能廓清历史虚无主义的误区。其次，汲取历史智慧，通过对中共党史的研究为抵御历史虚无主义提供借鉴。毛泽东认为：“什么事都需要经验，什么好的政策都是经验之总结。”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同样需要深入挖掘中国共产党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强调：“要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只有通过对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才能梳理中共党史中应对历史虚无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充分发挥党史资政育人等重要功能。最后，肩负历史担当，在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实践中保持站位。对于高级干部学习组、中央党校学习党史的情况特别是认真研读《六大以来》一书，毛泽东强调：“这是一件好事，今天已开始看到了好的结果。”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归根到底要转化为个人的“自觉性”，即以主动的历史担当学习研究党的历史，唯有如此，这种“好的结果”才能由此呈现、型塑更为稳固持久的历史观点和政治站位，成为不受历史虚无主义侵蚀的“绝缘体”。

　　（二）中国本位。历史虚无主义“是西方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产物，是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满足了资产阶级抵制、削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需要”，构成了历史虚无主义在党史研究领域持续扩散的外部环境。就历史虚无主义强大的外部压力源而言，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要始终坚持中国本位。

　　首先，明确反对一切以外国为中心的党史研究方法。毛泽东犀利地指出：“我们有些同志有一个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国为中心，作留声机，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这种反对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重要的原因，即“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如果不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的发展，党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我们的研究就不会有结果”。其次，确立党史研究的根本立场，把认识地基建立在中国场域上。毛泽东在指出“言必称希腊”的危害后，旗帜鲜明地倡导：“研究中共党史，应该以中国为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以中国为中心研究党的历史，才能够科学地论证革命的任务、联合的群众、革命所打击的目标为什么在中国会分为三个阶段，中国共产党何以必须争取具有两面性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统一战线为什么会有所发展变化等问题，不至于被历史虚无主义的论调所“俘虏”。最后，中国本位并非盲目排斥外部思想，而是站在中国的立足点考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毛泽东强调：“世界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我们也必须研究，但是要和研究中共党史的关系弄清楚，就是要看你的屁股坐在哪一边，如果是完全坐在外国那边去就不是研究中共党史了。”言下之意，中共党史研究是在中国本位上的“开眼看世界”，并非闭门造车，也非“拿来主义”。

　　（三）实践导向。历史虚无主义热衷于“以主观意志、主观想象和主观臆断为逻辑起点来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实际上违背了客观的历史事实，并由此散播违背事件性质和历史逻辑的论断。因而，通过研究问题、学习经验和深化创新等环节把握实践导向，无疑是驳斥历史虚无主义的“戏说”“恶搞”的关键点与突破口。

　　首先，要在研究问题中把握实践导向。中共党史研究有着自己独特的问题域和问题链，在解答这些问题时，必须结合具体的实践，找出问题背后的本质属性和客观原因，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研究党史，必须是科学的，不是主观主义”。例如，在论述研究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等问题时，毛泽东强调：“在研究历史时也应该注意历史上有没有这些东西。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了，才能学得一种科学的方法。”再如，在论述研究军事问题、肃反问题、农民土地问题等个别问题时，毛泽东也主张应用这种方法，将问题与实践紧密联系。通过问题与实践的黏连，历史虚无主义就难以于缝隙间趁虚而入。其次，在学习经验中把握实践导向。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与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这种重视实践的经验显然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具有高度的辐射作用，为此，毛泽东希望“按照同样的精神去做。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故而，党史研究要广泛吸纳、积累各种经验，为应对历史虚无主义积累有利条件。同时，苏联经验与中国的学习实践是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必须予以客观对待，以便厘清二者之间的关系，减少历史虚无主义可以利用的模糊空间。最后，在深化创新中把握实践导向。毛泽东多次强调：“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就党史研究而言，同样需要不断在实践中有所创新，才能开辟党史研究的空间，提高党史研究的水平，避免历史虚无主义因党史研究自身的滞后而“借题发挥”。

　　理论必然要用来指导实践，并且只有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才能于实践深处彰显其前瞻性和感召力，从而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切认同。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报告中依循党史研究的意义、内容和方法等多重维度阐述的党史研究理论，为当前党史研究领域应对历史虚无主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有助于在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坚定“四个自信”。因此，在当前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现实需求下，必须从毛泽东的党史研究理论中汲取经验，在历史思维、中国本位和实践导向等各个向度主动出击，引导人民群众更好地学习、研读中共党史，遏制并挤压历史虚无主义在党史研究领域的活动空间，逐渐从根本上消除历史虚无主义。

　　(原文载《上海党史与党建》2019年第4期，作者:俞佳奇  系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