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汝纶(1840——1903年)，字挚甫，今会宫乡老桥村人。汝纶幼时家贫，刻苦自学，爱好古文辞，鄙弃俗学。清同治三年(1864年)举人，次年进士，授内阁中书。曾国藩慕其才，留佐幕府，切磋学问，为“曾门四大弟子”之一。汝纶与李鸿章关系亦密切，先后在曾、李幕府任事，曾、李奏议，多出自他的手笔。先后曾出任深州(今河北深县)、冀州(今河北冀县)知州。汝纶所至，首先重视教育，兴办农田水利，不畏强权，不守陈规旧矩，立意创新。在深州时曾下令收回被地方豪绅侵占的学田1400亩，作为开办书院的经费，选取1州3县高才生，亲自登台讲课，以致百姓尊为大师。在任冀州知州时，同样“锐意兴学”，以教育推动地方政治，所以深、冀二州的文教，盛极一时。在冀州时，他还开辟60里渠道，引低地的积水流入釜阳河，并建立涵闸，既利灌溉，又利交通。后来遭人忌妒，因此弃官从教，任保定莲池书院山长。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廷诏办大学堂，经大臣张百熙推荐，加汝纶五品衔，任其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

汝纶是桐城派晚期文学大师，但不固守“桐城家法”，力主废科举，学习西方科学知识。生性酷爱文学，凡是周、秦古籍，司马迁、杨雄、班固、韩愈、柳宗元以及近代姚鼐、曾国藩的文章，无不进行探讨钻研；研究经学，采取从训诂入手，再求通晓文辞的路径，踏实可行。汝纶认为我国自古以来都是“以文立教”、“周孔之教，得以文胜”。

汝纶大力提倡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并深入探求西方的科学和哲学。常说：“能通西文，然后能尽读西书；能尽读西书，然后能识外国深处。”汝纶爱与西方名流学者切磋，交流新思想、新科学，以为“国于瀛寰，强立竟成。政法到今，变古一新。有拘不化，岌乎危艰。”又说：“非有实在本领，不足与外相抵。”他竭力支持严复的翻译工作，并为其翻译的《天演论》作序言。

光绪二十八年五月，汝纶奉清廷令，赴日本考察学制。抵日后，日本上自君相，下至教育名流、妇孺学子，无不欢迎，争请其演讲、题咏，明治天皇特邀廷见。汝纶冒着盛暑考察日本数十处学堂，对日本的教育理论、制度、设施、施教方法详加专览，深入精研，不分昼夜，手录备忘，编成《东游丛录》一书，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介绍日本的专著。是时，孙中山等正流寓日本，积极从事推翻满清的革命活动，同中国留日学生忤触清政府驻日公使蔡钧，汝纶极力支持学生。蔡钧遂以汝纶左袒学生，图谋革命，上报清廷；清廷诏召汝纶回国。汝纶十分关注桑梓教育，在日本考察期间，即函告家乡耆老，阐述办新学的意义。从日本回国后，寓居省城安庆，借巡抚衙门南院，筹建桐城学堂，即今桐城中学之前身，自认堂长，并请日本学者早川东明来堂任教。

汝纶博学多才，著述颇多，著有《易说》2卷、《校定尚书》1卷、《尚书故》3卷、《夏小正私笺》l卷、《文集》4卷、《诗集》l卷、《尺牍》7卷、《深州风土记》22卷、《东游丛录》4卷。为勉励后人，他亲笔题写“勉成国器”和“后十百年人才奋兴，胚胎于此；合东西国学问精粹，陶冶而成”的匾额楹联，高悬于桐城中学校园。光绪二十九年春，汝纶在家病逝。民国4年(1915年)，家人将其安葬在家乡吴牛山。今墓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图：吴汝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