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吴风楚俗的原始形态 安庆，位于安徽省西南部，现辖怀宁、桐城、望江、太湖、岳西、宿松、潜山七县(市)及迎江、大观、宜秀三区，辖区面积13594平方公里。安庆位于江淮之间，因境内有“皖山”“皖水”，古称“皖”，土地肥沃，气候湿润，“其山深秀而颖厚，其川迤逦而荡谲，有鱼蟹、麦禾之饶。”(宋《同安郡志》后序)。约5000年前，安庆土地上产生过 “薛家岗文化”，原始居民氏族群居，刀耕火种，渔猎采集，产生了原始的宗教崇拜和礼仪等级制度。夏、商、周三代(春秋以前)，安庆境内属 “舒夷”(皋陶后裔，偃姓)部族，生产方式比较落后，基本仍是“火耕渔猎”，与中原地区相比，保留着较为原始的形态。春秋中期以后，楚国势力进入江淮地区。楚文化带有江汉平原文化与南方蛮夷文化的混合特色，尚左、尊凤崇龙、重祭祀，农耕技术、制器工艺先进，对土著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根据相关资料记述，战国时期楚文化风俗在江淮地区具有典型意义的特征是：(1)尚左。江淮楚俗以左为吉，以右为凶，平时贵左，用兵贵右。(2)善歌谣，人皆能唱，内容包括劳作、情歌、丧歌等，号为“南音”。(3)尊凤崇龙。江淮地区本土习俗尊凤(淮夷为鸟图腾部族)，崇龙则受中原文化影响。江淮地区出土文物中的变体龙纹是楚文化与土著文化融合的产物。安庆本地风俗中至今仍有将鸡(凤)作为吉鸟的风俗。(4)一般墓葬选址喜南北走向的岗丘地;墓葬形制多为土坑竖穴;墓中有棺和椁。此外，楚国风俗中的礼仪制度就比周制更少受拘束。楚俗中的“招魂”仪式在今天江淮地区仍有遗留，如安庆民间(主要在乡村)，人死后要“叫魂”，就是一种故老的风俗遗存。相比较于楚文化，吴、越文化对江淮地区的影响相对次要一些，但也留下了不少的痕迹。史载，吴的祖先为周部族首领古公亶父的长子太伯。商末，太伯和弟仲雍自中原南奔，来到长江中下游与蛮夷混居，“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史记·吴太伯世家》)至春秋中后期吴王寿梦时期，吴国开始强大，向西进入江淮地区，与楚国争雄。吴国的文化，带有长江中下游蛮夷部族的特征，其典型特征为“断发纹身”“雕题(文面)交趾”。然而“吴粤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汉书·地理志》)越国风俗与吴相近，越国人民好勇争胜，一同吴国。根据《安徽省志·风俗志》记述，“至今安徽地区的民俗活动某些方面还保留了楚、吴文化(民俗)的遗风，如尚红色、崇鬼、拜虎以及少数男性的纹身(在手臂及胸部刺彩色龙形及字迹)等。”安庆的出土文物越王“亓北”古剑，做工精良，是吴越文化在本地的反映。吴越文化的风俗不同于楚文化的还有，其语言风格呈多音节化，并且使用“鸟虫书”或“鸟篆”文字(多见于兵器铭文)。安庆早期的语言中楚方言和吴方言交互影响，至今安庆方言中仍留有部分古音，与此有一定关系。

　　2、汉唐以来的风俗渐变 战国晚期至秦汉以后，相比较于中原地区，安庆及江淮地区的生产方式和习俗仍然十分落后。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曾对汉代江淮地区经济文化有过总结，大意是，楚越之地，地广人稀，其民“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也有过相近的描述。这些记载表明，至汉代以后，江淮地区(甚至江南地区)农业不很发达，“其生产方式基本还停留在火耕水耨的粗放阶段”，而渔猎山伐经济甚为发达，山林川泽之中食物常足、不忧冻饿，故而人们容易满足，安于现状。当然，从客观上讲，江淮之间的古代人民生活习俗并非固化不变，自从春秋中期楚、吴争战江淮以来，先进的农耕技术和制作工艺已传至此地。孙叔敖等人在江淮之地开发的汋陂水利工程和三国时期皖城一带的吴塘堰水利工程，对江淮地区农业经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只不过从总体上看，比北方的经济文化仍有较大差距。江淮人民在衣食住行方面已渐受中原文化影响，诞生于安庆的古诗《孔雀东南飞》对于汉代人民的服装和嫁娶习俗有详细的描述。出土于安庆的汉代人民生活用品，包罗万象，有精美的漆盘、铜镜等，还有各种材质的酒具，说明秦汉以来，江淮人民饮酒习俗较为流行。门第观念也在逐渐强化，而且影响到人际交往和婚丧嫁娶各个方面。丧葬习俗从早期竖穴土坑的楚式逐渐变为地下横挖土洞的汉式，砖石墓也逐渐增多。对于山川自然的祭祀信仰广泛流行，比如西汉元封五年，汉武帝南巡，封南岳天柱山。同时，对历史人物和名人的崇拜也十分通行，汉代文翁和朱邑是本地名人，死后乡人都为之立祠祭拜。鬼怪巫术在这一时期仍然流行，《汉书·地理志》称楚越之地“信巫鬼，重淫祀。”两汉时期，江淮之间及江南地区还存在重女风尚，与中原地区不同。“初，淮南王异国中，民家有女者以待游士而妻之，故至今多女而少男。本吴粤与楚接比，数相并兼，故民俗略同。”(明嘉靖《安庆府志》卷五)历经魏晋和南北朝的分裂、融合，安庆一带人民生产生活方式受到来自北方文化的强烈冲击，开始出现变化。《晋书》称“江南之气躁劲，厥性轻扬。”《隋书》也说：“其俗信鬼神，好淫祀，父子或异居，此大抵然也。江都、弋阳、淮南、钟离、蕲春、同安、庐江、历阳，人性并躁劲，风气果决，包藏祸害，视死如归，战而贵诈，此则其旧风也。”“自平陈之后，其俗颇变，尚淳质，好俭约，丧纪婚姻，率渐于礼。其俗之敝者，稍愈于古焉。”从《隋书》的记载，我们大约可以看出安庆及江淮一带在隋初风俗的变化，虽然总体变化不是十分剧烈，已“稍愈于古焉。”

　　历经南北朝的动乱和民族融合，唐代以后江淮之间经济文化超过了北方。“江淮田一善熟，则旁资数道，故天下大计，仰于东南。”“天下以江淮为国命。”唐代舒州农业经济有较快发展，除了稻米粮食生产之外，怀宁、太湖、宿松的茶叶产量高、质量优。蚕桑养殖和苎麻生产也有较大发展。唐代江淮地区的风土民情与汉代至隋初相比，在继承和稳定的基础上又有一定的变化。“重淫祀”“好巫鬼”之风在民间仍然流行，“吴越之俗尚鬼，民有病者，不谒医而祷神。”唐初江淮地区曾经大规模“毁淫祠”、禁巫鬼，建学校、启民智。但效果并不十分理想，直到唐末，江淮地区这种落后习俗仍然保留，和汉代一样，山川自然的崇拜也依然在民间流行。丧葬习俗上，二次葬习俗在舒州一带广为流行，此俗自石器时代就已出现，方法是现将死者肌肉腐烂、废置，然后再捡骨埋葬。此种葬俗在今天安庆农村仍然可见，即将死者停柩与野外，一般要放置三年左右，称为“厝墓”。又有“破镜重圆”葬俗，怀宁县从出土唐墓中发现有夫妻各执一半铜镜的现象。铜镜上所刻纹饰有“龟鹤延年”，代表夫妻二人破镜重合、永不分离。唐代社会文化高度发达，节日庆典及娱乐活动也十分丰富，如清明祭祖、重阳登高等，多见于诗文之中。此外，民间乐舞、击球、健身等活动也比较常见。日常生活中饮茶、饮酒很流行。此外，随着佛教禅宗在安庆一带的发展，民间信佛崇佛风气逐渐形成，尽管中间几次灭佛，到唐末时期，各地寺庙依然很多，不少官吏亦是佛教的尊崇和信仰者。

　　3、宋元明移民带来的风俗变革 历经唐代后期“安史之乱”和五代十国的分裂统治，国家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逐渐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转移。两宋时期，长江流域及江淮地区经济比之唐末五代又有了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宋室南渡以后，江南经济文化发展远超北方，《宋史》称江淮之间“土壤膏沃，有茶、盐、丝、帛之利。人性轻扬，善商贾，廛里饶富，多高赀之家。”沿江江南成为安徽经济文化中心，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北方士人南迁。南宋中后期，整个江淮地区只有舒州(安庆府)经济政治最为稳定，吸引了众多文化人士和宗教信徒前往，黄干称其为“两淮佳郡，皆游宦名流之所欲得。”对风俗文化的形成有积极推动作用。宋至元初，来自江南徽州和江西等地的人民北上进入江淮地区，其中不乏世家大族或文化大家，如明清时安庆桐城的望族方氏、姚氏，都是在宋代、元代迁入，他们大多来自徽州休宁、婺源等地(南宋时期是程朱理学的发祥地)。元末至明初，江淮地区因为战争人口锐减，江南移民大量涌入，形成移民的高潮，来自江西饶州府瓦屑坝的人民成为安庆近代人民的祖先，桐城张氏(张英、张廷玉家族)、潘氏(潘江家族)、宿松朱氏(朱书家族)、怀宁邓氏(邓石如家族)都来自于此。近代安庆人民，90%以上的家族迁入时间在元末明初。这一时期，安徽全省移民人口中，安庆府占4.6%。外来移民重建了安庆府的人口。移民带来文化交融，给安庆风俗中带来新的内容。宋代安庆府人民“习俗质朴而深厚”，“率性真直，赋商务农”。山川自然崇拜依然盛行，民间歌舞戏曲很有群众基础，群众在节庆日都要办“社戏”，舞“傩人”。婚丧嫁娶更加讲究门第和聘礼，至明末渐多“奢侈”风气。来自江南的习俗在安庆还有死后兴火葬等。进入元代以后，由于儒士的热心教育及官方对教育文化的推动，江淮之间兴文重教之风盛行，加上江南徽州理学文化的影响，安庆境内官学、私学和讲论之风十分流行。余阙在青阳书院讲学、王幼学在慈湖书院讲学。元明之际，安庆境内大族之家学习程朱礼教，纷纷制定家族家规，现存安庆大族方氏、姚氏的家谱中记载得很清楚。“安庆府自汉晋唐宋以来，名宦人物、忠臣孝子，兴教善俗，相望后先，盖可知矣。”(明天顺《安庆郡志》)明代安庆知府胡瓒宗曾经描述安庆风俗道：“皖之山水明秀，故其人物忠敢不媿于古，有取于今云。然怀宁、桐城、望江，文若胜于其质，潜山、太湖、宿松，质若胜于其文。或曰怀宁淡乎、桐城史乎、望江略乎、潜山野乎、太湖矫乎、宿松放乎?予曰非也。怀宁易、桐城达、望江悫，潜山太湖诤、宿松直。大抵江北风气近厚，故其习尚多类中州之真云。”(明嘉靖安庆府志引胡瓒宗语)。清代安庆知府姚琅总结安庆古代风俗时说：“荆楚饶劲土，吴越多秀民。皖介两服之间，沉潜高明，盖兼具矣。(康熙十四年《安庆府志》序)”

　　4、近现代社会变革带来的风气变化 清代中前期，安庆及安徽全省依然是“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的社会”，同时由于明代以来封建文化的发展，安庆逐渐成为江淮之间及全省的政治文化中心，作为社会文化形态的民风民俗至此已基本定型。各县除了婚丧节庆和岁时节庆稍有区别外，基本上都是以封建文化作为依据。“居丧，称家有无，自尽哀毁，斩齐、期功以下皆如制。”“至于殡葬卜兆置碑，多循《家礼》仪节。”(康熙二十二年《安庆府志》)民间陋俗受到大家鄙视：“而流俗或泥青乌家言，停柩数十年未安抔土，则守礼之家所不为也。”(引同上)近代初期，在封建政治主导下，安庆及周边地区仍未摆脱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模式。鸦片战争前后，西方经济文化开始渗透到安庆城乡，城市中鸦片贸易开始泛滥，时称“食鸦片者遍天下。”战后安庆也被迫成为“开放口岸”，西方强行向内地市场倾销“洋货”，“安庆一带原享有盛名的土布业在洋纱洋布的冲击下走向衰落”，出现了“乡人衣着，大半仰给于洋布”的局面，传统的“耕织结合”的农业经济模式解体。在鸦片战争后的道光年间，享用洋货在上层社会已渐成时尚，不过开始仅限于官僚富裕之家，到19世纪末，洋货消费遍及各阶层，许多“农民亦争服洋布”，中产之家更是“出门则官纱纺绸不以为侈”。在鸦片战争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传统的社交礼俗和祭典礼俗，包括称谓、见面礼等仍在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民国以后，受西方平等观念影响，逐渐采用握手、鞠躬等见面方式，并且用“先生”、“女士”、“小姐”、“同志”取代了先前的称谓。民国成立后，明令祭孔时除去拜跪拜之礼，改行三鞠躬，祭服则用便服。总之，脱帽、鞠躬、握手、鼓掌等新礼俗逐渐成为通常的“文明仪式”，反映出社会礼俗的进步趋向。30年代，青壮年及军政、文教等公职人员和城镇居民喜穿中山装、学生装等服式。民国初年，“剪辫子”成为服饰革命的主要内容。男子改剃光头、平头、高桩、满发，老年人蓄胡须，小孩留括锄式或扎羊角、猪尾巴小辫。另外，女子放足也成为民国初年的社会风气。清末民初，安庆城市内除老式木结构房屋外，西式建筑增多，省谘议局、邮政局、天主教堂等在安庆老式建筑丛中显得格外突出。电灯、电话、汽车、轮船的出现，使近代安庆居民尤其城市居民的居住习俗发生重大变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明结婚形式在城市开始流行。近代以来，新式教育制度的颁布，使得安庆又成为省内现代教育的先行者，各种学堂、大学等教育机构纷纷成立，接受新式教育的风气代替了古老的私塾教育，民国时期，女子学校也很普遍，男女同校也逐渐成为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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