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中国文化、思想界一大重要特征，即各种思想广泛融合，东西文化互相碰撞。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施闰章、方以智等，是这一文化思潮的杰出代表，他们都是精通百家的大学者。就方以智来说，出身在儒学世族，学贯中西，被称为“十七世纪百科全书式的大学问家。”他提出的“一在二中”、“二在一中”等哲学命题，为研究界广泛关注。晚年，方以智遁入佛门，成为曹洞宗寿昌系传人，其禅学思想亦达到极高境界。近百年来，对方以智的文学、科学思想研究，大有人在，但学界对于其禅学思想研究，却相对薄弱一些。以本人愚见，方以智的禅学思想自成体系，同样值得深入研究，因此不揣冒昧，做一初浅探析，以望抛砖引玉。

     方以智，字密之，号曼公，又号鹿起，生于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十月二十六日。始祖德益由休宁迁桐城。以智为迁桐第十四世。曾祖方学渐，祖父方大镇，父亲方孔炤，外租父吴应宾，都是饱学之士，《清史稿·方以智传》认为“以智生有异禀，年十五，群经、子、史，略能背诵。博涉多通，自天文、舆地、礼乐、律数、声音、文字、书画、医药、技勇之属，皆能考其源流，析其旨趣。著书数十万言，惟通雅、物理小识二书盛行於世。”朱彝尊评价道：“先生纷纶五经，融汇百氏，插三万轴于架上，罗四七宿于胸中。”（《静志居诗话》）方以智也曾自负地说：“生今之世，承诸圣之表章、经群英之辩难，我得以坐集千古之智，折冲其间，岂不幸乎？”（《通雅》卷一）他要用毕生精力研究天下学问，集其大成。晚年，身在佛门的方以智，和恩师余飏谈到一生抱负时，仍然表示“吾将聚千圣之薪，烧三世之鼎，炮之以阳符，咀之以神药，弥缝之以象数，妙叶之以中和，裁成之以公因反因，范围之以贞一用二。时当午运，秩序大集，使天下万世晓然于环中之旨、三一之旨。谓方氏之子继濂洛关闽而兴，集昙、聃归涂之诚，克尽子职，所以报也，夫子以为如何？”（见余飏《报亲庵序》）由于明末清初社会的剧烈动荡，方以智最终没能以儒者身份完成“抱负”。他既不能为故主尽忠，又无法为尊长尽孝，更不愿臣事于满清政权，只好选择了“逃禅”之路。为避南明马士英、阮大铖的迫害，方以智逃入湖广、岭南的大山中，与少数民族混居；次后又因抗拒清兵的追捕、逼迫，在广西昭平仙回山出家为僧。自1650年起，他先后在梧州云盖寺、南京天界寺、高座寺，江西新城廪山、南谷、寿昌诸寺，南城景云、资圣诸寺，泰和汋林，青原山静居寺等处出家修行讲学，其间，他还游历福建等地的寺庙，进行佛事活动。1664年起，方以智受庐陵县令于藻所托，主持青原山静居寺法席。晚年曾打算回到故乡浮山，1671年，因“粤案”所累，病死于江西万安惶恐滩。

     方以智世代习儒，遁入佛门为不得已之举。在佛子的外衣下，他继续着自己的追求。“生于忧患，息影杖门，托孤随寓，三堕纵横。环中小衍，合节度，符公因反因，开午会之雷雨，兼中回互，翼权尽变矣。”（方以智《浮渡山报亲庵说》）方中通评论道：“老人本传尧、舜、禹、汤、文、周之道，转而集诸佛祖师之大成，而尧、舜、禹、汤、文、周之道寓其中。”（《青原愚者智禅师语录》跋）这就形成方以智儒佛合一的思想特色，也有论者认为，方以智的思想成分中，还有道家的内容，见之于他的《药地炮庄》等书。其实，方以智的思想绝不仅限于儒、道与佛，他的《物理小识》、《医学会通》、《通雅》等著作，已等同于科学著作，对西洋学术也有相当的注意。只是他晚年迫不得已身居佛门，主要以佛教禅学来开示学人，同时坚持着儒学的追求。

     方以智由儒入佛，从思想渊源上说，除了当时的文化环境和社会变革的影响，有两个人起到了最为重要的作用。一个人是他的外租父吴应宾，一个是他的宗师觉浪道盛禅师。吴应宾早年因眼疾辞官归里，和朗目和尚一起，为复兴浮山佛教殚精竭虑。他和当时佛教界高僧交往甚多，如博山无异元来大师、觉浪道盛大师等，他的女儿（即方以智的母亲）就是元来大师的弟子。吴应宾著有《宗一圣论》、《学易斋集》等著作，提倡儒、佛、道三教合一，尤其精于“易学”，方以智称他为“三一先生”，多次提到外祖父的学说对他的影响。而觉浪道盛作为明末江南宗教领袖，师承于晦台元镜禅师，后入主金陵天界寺。道盛一生致力光大曹洞法门，“展坐具者阅历五十会大道场，声名洋溢，无间华夷。到处云行雨施，影从响附。”（谭贞默《觉浪和尚语录序》）他融通禅宗五家之义，又精于儒、道之学，是个典型的集大成的宗师。1653年，方以智回到离别十年的金陵（南京），至天界寺投在觉浪道盛禅师门下，成为曹洞宗寿昌系的继承人，觉浪宗师的思想影响方以智晚年的哲学和禅学思想甚多。方以智受戒后，在金陵高座寺（竹关）闭关修行了三年左右，后因父丧破关回到浮山。他在后来给啸峰大然（道盛的另外一个传世弟子，即前明进士倪嘉庆）的信中，表达了遁入佛门后的想法：“竹关别后，一恸终天，乃以师指，重烹教乘，因外祖吴太史书，征三世易，寂历同时别传，遮二而又遮一，权寄炼将耳，鼎薪易图祝寿，知惟一笑。”（方以智《自寿昌寄上青原笑和尚》）这里透露出方以智的心中，觉浪道盛的曹洞宗法和方氏家传的易学思想是“合二而一”的，这也成为方以智晚年禅学思想的一个核心观点。

     方以智晚年流连于广西、江西、福建的各大丛林，在修订编辑《通雅》、《物理小识》、《医学会通》等科学著作的同时，也完成了《东西均》、《一贯问答》、《周易时论合编图像几表》、《药地炮庄》等哲学著作。《东西均》是方以智思想的高度概括，其中不乏对佛教及儒、道学术的批判分析。然作为一个禅门高僧，其对禅学的见解还在他去世后编辑出版的《冬灰录》、《青原愚者智禅师语录》（以下简称《语录》）、《禅乐府》和《青原志略》等书中。方以智生活的明末清初时期，中国的禅学和其他各家学派一样，洋溢着复兴景象，临济、曹洞、云门各派都有大师涌现出来，而且他们之间的界限似乎也较前代为开放和融合。尽管如此，禅学领域积弊也相当严重，云栖祩宏、憨山德清等大师都曾对此有过批评（参见圣严的《明末佛教研究》）。宗门的弊端主要还是在修行的态度和实践方法上，多数学者停留在对宗门经典的胶执和肤浅认识上。对此方以智感触颇深，他极为反对僵化的接受佛教理论。“佛见一切身，是其正毒也。天下后世得其偏毒者，上则槁木蟠泥，下则稗贩讲诵，为穷发之氓而已。达摩举佛心宗，能烧故纸，此其正毒也。天下后世得其偏毒，以冷壁为垂帘，制唯我独尊之梃以传，不肤挠、不目逃而已。”（方以智《象环寤记》），“禅宗以机迫直心，诱疑激顿，能救颂习之汗漫。若守其上堂小参、狐嗥鬼呓之迹，专售海外之禁方，何异于别墨之‘倍谲’‘不仵’乎？”（方以智《东西均·神迹》）

     方以智晚年的禅学见解，正是建立在对这些不务实际的参学方法的批判之上。归结起来主要是反对执着于宗派之见，提倡开拓思维（“且因旧例，别展家风”）；要做真实的参究功夫，反对自欺欺人（“以不自欺为本参”）；讲究以平常心为佛心，于生活中见禅（“以学问为茶饭”）；将易理与禅理相融合，提升禅学的思想高度（“即费即隐”“兼中回互”）。

      作为曹洞宗的传人，方以智并不执著门派之见。据方以智好友李元鼎记述，啸峰和尚曾著《传灯正宗册》(已佚)。未写完啸峰已逝，方以智继其后而完成之。李元鼎为此书作跋语：“此啸峰和尚未竟之绪也，药公起而承之，登枝寻本，溯流穷源，打破藩篱，共偕大道。举从前尔我纷竞之私，一扫而空之，真所谓正法眼藏也。嗟乎，天下何事不坏于异，而成于同。何理不淆于分、而归于一！”（李元鼎《跋传灯正宗册》）其时禅门宗派，各以己派为正宗，而指斥别派作伪。方以智曾说：“事以时起，道以法行，教立尊幢，为众所射。百家蜂舞，关责互起，乌能免乎？……我杖人横身于刀兵水火，求天下大伤心人，与之担荷。传真宗旨，时至此时。喙鸣矫乱，必通其故，必集大成，方能知天下分科专门之利害而用之。”（《觉浪道盛禅师全录》所附《杖人全集跋》）在摈弃门派纷争这一点上，他坚持觉浪道盛的观点。晚年入主青原山静居寺，时时开示学人：“洞山‘只是这’立出五位君臣；临济无位真人摆出玄要宾主；云门一字关，又添三句；法眼一滴水又提六相；沩仰两口一舌又画出九十一个圆圈。一队啰啰娑娑，你道说得出么？枉费镂尘吹影，究竟描邈不来。”“直饶不作境话会，岂堪嚼破庐林米耶？又不如从他分域无封，入关出关，听道路上遒人木铎去也！”（《语录》卷一）对于曹洞本门，方以智受觉浪道盛“托孤”，传宗门之“薪火”，同样反对僵化的理解和传承，他要建立一种新式“家风”。曹洞教义，历来受洞山良价和曹山本寂的“五位”之说影响最著，如《五位君臣颂》、《五位显诀》等，以“正偏五位”“兼中回互”的概念来阐述之，又有“三堕”“四禁”“鸟道”“玄路”等说法（见三山来禅师《五家宗旨纂要》）。对于这些教义，方以智希望曹洞学人能学善变，某次堂上开示：“（学人）进云：如何是正中偏？师曰：梅吐三更月。进云：如何是偏中正？师曰：溪廻一迳风。进云：如何是正中来？师曰：青山凝古翠。进云：如何是偏中至？师曰：白日舞残红。进云：如何是兼中到？师以拂子旋拂曰：无汝捞摸处。”（《语录》卷一）这类问答并没有明确的结论，所谓“正偏五位”都要靠学人自己去体会（言下见性，明心自悟）。方以智要的是“千古风流，当机微笑，且因旧例，别展家风。”（《语录》卷一）这个“旧例”，自然是宗门的理论，学人遵守它却不能胶执不变。方以智在晚年著作《禅乐府》中明确地说：“易变而庄，诗变而骚。有开必先，变变不变，非浮情浊识所能与也。别传变而五叶，三堕纵横。”“弄至今日，拈颂成堆，残羹馊饭，狗舔不止；效颦土苴，数见不鲜矣。”“大畜日新，是在变化而已矣。学吾者拙，似吾者死。”（《禅乐府·引》）

     在参学的态度上，方以智指示学人一定要“不自欺”。方中通说：“老人之时乘也，以‘无我’为过关，以‘不自欺’为薪火”（《语录》跋）。他曾经来到泰和的首山庵讲学，对学人谆谆教诲道：“学道人苟非一心一行，践履霜雪，又孰能劫火不变、亘乎废兴也哉！千门万户，皆以矩尺而造空虚，其载之者基也。千门万户成，而基可须臾离乎？公输不时出，而矩尺之法在。法从何来，可以寤矣。末流好放逸而嫌实务，借空言以恣莽荡，将游手为公输矣。古德叮咛，真实即是真空。”(《首山庵记》)所谓“不自欺”，因为有“矩尺之法在”，虽然做不到公输那样的优异，也不可蒙混和应付大众。他还对学人和朋友谈到：“虚诚易，实行难。画鬼鬽易，画犬马难。陈陈相因，厌腐欲呕；镂尘吹影，吊诡土苴。”“竿头之步，止有一实不欺，何用提弄虚空，而恣莽荡之电光乎！”（《陶庵杂记序》）然禅门之中，不肯厉行苦学，同时又好说大话欺人者，实在随处可见，方以智对此深恶痛绝：“但图体面说我参过禅来，或向册子口头学些骨董涂说见长，境风一吹，全用不着。”“阎罗大王岂怕汝口头三昧耶！所以叮咛以毋自欺为本参。”（《语录》卷二）他反复重申：“山僧从不晓得甚么，只是一片赤心相为，要各人得个真实受用处，非敢一例作胡芦禅，互相欺诳去也。”（《语录》卷二）

    如此这般，是否就可以功德圆满了呢？在方以智看来，那还只是停留在一般见识上。禅宗自达摩传入中国，就逐渐融入了本土的文化之中。和其他宗派最大的区别，是禅宗的“不立文字”“明心见性”“即心即佛”的体认方式。要达到这个境界，未必和读经、坐禅有太大的关系，却和日常生活有很大关系。历代禅师都讲求从生活中“悟禅”，那才是最直接的“悟”。方以智在江西讲学期间，很重视这个问题。他要求弟子们劳作自食，从劳动生活中去寻找“禅理”，这也符合曹洞宗门的“即事而真”，于事上见理的思想方法。《青原志略》书中记载了方以智在青原山时，如何率众垦荒种茶的事迹。他曾经对弟子们引用地藏琛禅师的话说：“诸方浩浩说禅，何如我者里种田博饭吃。”又说：“总是佛恩浩大，但出家时，不愁衣食，正好向镰刀上、钁头边一心办道，以真参实悟为期。若此处一念汩没，便昧本来，便负佛恩。”（《语录》卷二）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以学问为茶饭”。禅宗大师马祖曾经说“平常心是佛”，方以智也常用这话来启发学人，学习禅理，有如日常饮食，日积月累，自然有所成就。比如说：“学事以成务致用也，学道者自反至诚而已。果然彻上彻下，由此中行，则学事犹茶饭也。”“悟道明道，只在一番打彻根本差别而已。行道难者，全在放下自己，与众生一般，随顺中接引而针锥变化之。”（《语录》卷三）

     方以智晚年入主青原，并非初衷所愿，而是由于觉浪宗师的“托孤”和庐陵县令于藻的恳请。前面说过，方以智遁入“佛门”，本身即为“不得已”，内里他还是以儒者自居，将“儒学”思想融合在“禅学”境界中，其中最显著地特点就是“易禅合一”。方氏有家传“易学”，方以智多次提到“征三世易”“征四世易”，即指从曾祖方学渐到祖父方大镇，再到父亲方孔炤的“易学”传统，当然也包括外祖吴应宾。他的朋友钱澄之、老师王宣同样是“易学”大家。在总结前人成就和继承家学的基础上，方以智的易学成就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他著有《图像几表》《易余》《学易纲宗》等易学著作，被后世评为明清时代最有成就的“易学”家之一。方以智认为宇宙万物生息变化是可以经过研究得知的，而《易》正是唯一的途径，通过“易理”的推衍，就可以掌握这种“秩序”“变化”。他的“易学”思想，受王宣（号虚舟先生）影响，侧重于“象数”推衍。方以智说：“余小子少受‘河、洛’于王虚舟先生，符我家学。”(《周易时论合编·后跋》)，其主要观点是“一在二中”“因二贞一”“公因反因”“河洛中五”等（参见张其成《象数易学》第二章）。方以智认为世界万物的本源都来自“大一”“太极（或曰无极）”“中五”，衍而生成“大二”“有极”（两仪、四象、八卦、重卦）、“河洛”。简单的说，“大一”“太极”“中五”为本体，“大二”“有极”“河洛”是本体的外部表现形态，而且这些外部的现象（由卦体、圆图来表现）是循环往复地运动着（方以智称为“交轮之几”），是有规律可寻的。这种世事变化的现象，就是“秩序”，也叫“寂历”“费隐”，它们是矛盾的、相对的，又是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晚年居青原山，时以此类话语开示。例如：“深几而言，为物不二，而代明错行，尚不信欤？夫不得不两、不得不叁，皆大一之所布护也。愚故统征之，以易而藏天下于学。因果、费隐即二是一，才三备万，谁不具乎？”“曰：易本不可须臾离也。贤者执见难化，惟以易与造化亲，久之乃自平其一切见耳。曰：必言象数何也？曰：易以象数为端几而作者也。虚理尚可冒漫言之，象数则一毫不精，立见舛谬，盖出天然秩序，而有损益乘除之妙，非人力可以强饰也。”“故曰河洛中五之纲，乃羲、农、尧、舜、禹、文、周、孔征信秩序之天符也。”（《青原志略》卷三《书院·仁树楼别录》）有一次，在儿子方中通请教时，他这样回答：“深几之中，忽有悟入，此其一长，当一切以方圆图通之。其纲宗曰：秩叙、变化同时，即华严之行布不碍圆融、圆融不碍行布，即费即隐，三教妙协矣。汝复于象数有入处，正所以享其不堕诸数者也，公因反因藏于此矣。天地、人物皆器也，皆道也，有法则而无情识，故曰格物之则，即天之则，即心之则，故倚此秩序、变化，寂历同时之符，处处皆然。欲忿一平，发皆中节矣。易，其可不学哉！”（《语录》卷二《示侍子中通兴磐》）方以智所提到的“华严之行布不碍圆融”，“即费即隐”，深切体现了他的“儒佛合一”的思想。佛教华严思想提倡“理事圆融”，理为本体，事为物用，事与理是辨证的，于理可以知事，于事可以见理，这和“易学”的观点殊途同归，都是在说明本源和现象之间的关系。曹洞的思想渊源承自华严，方以智将二者（易与曹洞思想）融合在一起：“华严云分别即无分别，正是秩序变化，寂历同时之图，即差等为平等也。”“一用于二，万古寂历之顺理也。若但执一，何容兼互？曾知不二不一，天地未分，早兼互乎？”（《青原志略》卷八《致青原笑和上》）“兼互”，就是曹洞宗的“兼中回互”，也叫“偏正回互”，即事物互相对立又互相转化的玄妙关系。“愚者尝言，万法皆两端交纲，两端皆相反，皆相同，而公因贯乎其中。”“方生于圆，而规成于矩，则偶何尝不藏奇乎？……万物皆备于我，尚不信乎？谓万我皆备于物，可乎？”“宇宙托盘，毫毫具备，原自正偏互藏，岂复有兼中之可名乎？”（《冬灰录·五位纲宗》）

     方以智的学生左錞（法号藏一）写有《中五说》，对方以智的“易禅”观点也有详尽的说明：“曹洞纲宗以正中偏、偏中正、正中来、偏中至、兼中到为五位，约则君臣道合而已、正偏兼中而已。恐人执计，随立随扫。然又曰：纲宗既明，其本自立。本何物？纲何物乎？欲破颟顸，舍此怅怅。”“实法无实，法亦虚实两端也，参其中为三，若两交为四，而一参之则五矣。谓之五非五、一非一可也。此万理万物之本自兼中、本自回互也，本自如是，非人力思虑之所能造作也。”（《青原志略》卷五）

     到此，“兼中回互”已不仅是曹洞的术语了，“兼中回互”“即费即隐”，洞宗也好，易学也好，相互之间，已然合于一体。当然，方以智的“易禅合一”论未必会被宗门中人普遍接受，他曾对萧虎符提到：“宗门只提了心方便，而一切实法置为不屑。夫法住法位，五明一实，原自妙叶，时人得少为足耳。惟易统之，以费知隐，以隐行费，即无费隐矣。”（《语录》卷三《示萧虎符学易》）纯从佛教徒的立场看，持此观点似乎没有必要，但从研究世事变化的“实理”上看，儒者更强调“学有所据”，这“实学”的依据，则非“易”莫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