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永朴（1861—1939），字仲实，晚号蜕私，近现代著名教育家、经学大师，其弟永概，字叔节，著名教育家、古文学家。姚氏先祖元末明初由浙东余姚迁桐，姚永朴兄弟为迁桐第二十世。姚文然、姚范、姚鼐、姚莹，为桐城姚氏名人，其中姚莹为永朴曾祖，永朴之父姚浚昌为同光体著名诗人。姚永朴少年时，曾肆力于诗、古文辞，成年后专志读经，转益多师，养成深厚功底。曾经问教于同里方宗诚、吴汝纶、萧穆诸位前辈，最后以迁安郑杲为师，终有所成。姚永朴于治经，摒弃门户之见，自成一家之言，曾谓：“夫治经之法，不越二家，守汉儒之训诂名物，而无取专己守残；宗宋儒之义理，而力戒武断。操斯术也以往，其于圣人之义，虽不中，亦不远矣。”（《蜕私轩读经记序》），一生编著经学著作百余卷，有《尚书谊略》、《诸子考略》、《群儒考略》、《十三经要述》、《蜕私轩读经记》等，又有《国文学》、《文学研究法》、《史学研究法》等专著，近代研究学者将他与四川井研廖平并称为“两大经师”。

        光绪二十年（1894），姚永朴顺天乡试中举，随后会试数次落第。其弟永概早年中江南乡试解元，参加会试亦屡不中。光绪二十六年（1900），父亲逝于竹山县令任上，兄弟二人扶榇归葬，从此绝意进取，立志传经授教以延续桐城文脉。光绪二十七年（1901），姚永朴受聘于广东信宜县起凤书院。同年秋，清廷诏令全国书院改设学堂，省城设大学堂。二十八年（1902）七月，安徽大学堂成立于安庆，姚永概被聘为中文教习。安徽官绅出于对姚永朴学问声望的尊崇，极力邀请他回皖执教。二十九年（癸卯1903）正月，姚永朴正式授教于安徽大学堂，任伦理学教习，“光绪癸卯，永朴自山左归，会吾皖创立高等学堂，总办刘葆良观察、提调恽季申太守白于大吏，俾襄教事。”（姚永朴《诸子考略序》）其实在姚永朴赴皖执教前，受维新风潮影响，安徽教育界正经历着一场变革。光绪二十四年（1898），安徽巡抚邓华熙，附议新政，在安庆创办以西学为主的“求是学堂”，布政使于荫霖和按察使赵尔巽对新政却并不热心，一意保留书院，于是省城安庆的敬敷书院和求是学堂各自开办，一个强调“圣贤义理 ”，一个强调“实用之学”。邓华熙之后就任的安徽巡抚王之春，在清廷一再的下诏改革书院、兴办学堂的大趋势下，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秋，上疏“安徽大学堂”办学计划。当年十月，清廷批准了王之春的办学奏疏，并诏命继任者聂缉椝“妥定章程，核实办理。”聂缉椝遵旨将求是学堂与敬敷书院合并，成立“安徽大学堂”，二十八年七月正式开学，地址仍用求是学堂旧址。“嗣因该学堂斋舍尚须添建，无可开拓，复饬该司道等查得府学东偏敬敷书院旧址，地势垲爽，建造学堂洵为合度。现已饬令兴工，计明年春初当可报竣。……该学堂开办之初，诸务殷繁，藩、臬两司，恐难兼顾。经臣派委候补道刘树屏为住堂总办，各教习及执事各员亦经考察分别聘委。”（聂缉椝《皖省高等学堂办理情形由折》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光绪三十年（1904）前后皖抚诚勋任上，安徽大学堂遵旨改称安徽高等学堂，老敬敷书院的改建“已见工竣”，并于次年迁入开学。“统计房屋二百八十余间，计额设本籍学生二百名，客籍学生四十名，教务长一员，各科正副教习十七员。见行功课首以人伦道德、经学大义为根柢，次则中文、地理、中国史、外国史、兵学、法律、理财、体操、理化、英文、法文、东文、测绘、图画、算学凡十七门……并于高等学堂附设师范生一班，以备中小学堂派充教习用。”（《安徽巡抚诚勋奏筹办学堂并请颁行学律》，见《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一百二十）

      安徽高等学堂规模初具，中西课程齐备，尤其中学有良好基础。1903年姚永朴受聘于安徽大学堂后，为诸生开设了《中等伦理学》、《御纂七经》、《诸子考略》、《群儒考略》等课程，并自编讲义，每写成一篇，则向学生讲说，课堂上广证博引，口说指画，深入浅出，神气毕现，且杂以故事，间有诙谐，而指导学生又颇具耐心，在学校很有口碑。姚永朴的教学甚至引起了教育管理高层的注意。据姚永概《慎宜轩日记》记载，光绪三十年（1904）十一月，钦差铁良来安徽高等学堂考察新式教育，视察学校，并观摩伦理、舆地、西史、西政各堂上课，在听姚永朴讲课时，铁良不时点头称赞，坐了很久才离开。三十三年（1907），清廷的学部官报上，公布对安徽高等学堂的调查通报，认为该学堂中文伦理、经学等课程成绩良好，与学堂教习用人得当有相当关系。

      安徽新教育启动早，规模和办学条件在各省也算名列前茅，但清末新教育在本质上仍是以儒家传统的君主政治思想为核心，而以西洋的实利主义为辅，改良意味浓厚，经办者也大多态度“敷衍”，实际成效并不理想，当时报界披露：“省垣大学堂开办已数载，毫无成效，路人皆知。”（《国民日日报》1903年8月23日）此话虽有过激之处，但据《皖政辑要》记载，安徽高等学堂学生水平和资质的确参差不齐，部分教习水平也存在问题，教学上始终无固定的成案，班次之编定、学科之教授，数经变更。光绪三十年（1904）五月，学堂总办刘葆良突然辞职，学堂又迭次发生风潮与师生冲突，学校陷入无人管理困境。作为学堂总教习的姚永概承着受巨大压力，既要开除闹事学生，又要保证教学正常进行，还要承受各种非议。姚永朴虽不擅长于管理，但在教学同时尽力支持姚永概，在师生间努力做调和工作。二人经常商讨解决办法，甚至通宵达旦而不息。皖抚（诚勋）准备委任姚永概任监督（即原来的总办），姚永概回复皖抚：“堂中事宜聘严幼陵（严复号幼陵——编者注），乃得有起色，拟运动之。”（见姚永概《慎宜轩日记》）这是兄弟俩反复商量后的办法（此前曾议聘夏曾佑，未果）。姚永概在恳求严复来皖的信函中谈到学堂的管理时说，“日内旧生除西文二钟外，只一二堂中文，午后直无所事事，管理员只一庶务长耳……为今之计，敬希先生刻日命驾，一临鄙省……。”（姚永概《与严侯官书》）在安徽官界学界的频频致意和姚永概多次努力下，严复于三十二年（1906）四月来到安庆。严复对学堂进行了大刀阔斧式的改革，首先“比照各省高等学堂成案，改为高等预科。”（《皖政辑要》）将学生按程度重新分班，加强英文、算学的教学。随后对不合格的教员和学生进行删汰，辞退多名教员（包括部分日籍教员），学堂风气为之一变。三十二年（1906）底，姚永朴为安徽高等学堂的同学录作序，极力称许严复的改革成效。“吾皖高等学堂之建，四年于兹矣，虽教法随时改良而未臻完密。今年夏，侯官严几道先生不以吾省为陋，来督斯堂，门下诸彦，翩然偕临。或司讲授，或兼管理，规则聿新，学科大备。”（姚永朴《安徽高等学堂同学录序》）光绪三十三年（1907），清廷公布的对安徽高等学堂的调查报告中也说，“查此学堂设立已久，从前办法屡变，不能划一。自严监督到堂后始专力注重英文、算学。”然而严复的强势改革触动了安徽官界、学界的神经，也冲击了部分官绅的利益，保守的教员和官员认为严复处理过重，部分学生又在士绅暗中支持下以罢课、退学、闹事相威胁。终因为和安徽官方在处理闹事学生的问题上无法协调，严复一年后决然离去。对此姚氏兄弟深以为憾。“百年作计方成木，一日能开岂是花？硕师交臂分明失，辜负仙方实可嗟。”（姚永概《得严几道书，感示高等校生》）、“欲抚朱絃真赏绝，独邀青眼使君贤。故园此日瞻遗墨，回首孤踪一惘然。”（姚永朴《吴侑三邑侯观光出示严几道先生复寄札属题》）皖绅方守彝在写给姚永朴的诗中称赞严复和二姚的契合：“侯官先生所到处，荃蕙兰芷亡其芳。二君（指姚氏兄弟——编者注）一见辄忻合，宝剑鸣匣生寒芒。”关于严复和二姚的契合，在《严复集》中多有例证，严复甚至认为在皖省学界唯有姚永概才支持他的改革。姚永朴的教学，也每得到严复的首肯。在《吴君侑三家传》中姚永朴提到，“君（指吴侑三——编者注）少英慧，读书日数行下，为文章耆老惊叹。年十九，肄业安徽高等学堂，监督侯官严几道先生甚契之。时予为教务长，每得君卷，辄持示先生，相与激赏。”毕竟以严复对桐城文化的认同，他和姚永朴的契合是很自然的（尽管他们的观念也有较大出入）。光绪三十三年（1907），严复去后，洪朗斋任安徽高等学堂监督，仍以姚永朴为汉学教务长。三十五年（1909），学堂开办本科班，而此时姚永朴得到清廷学部大臣奏荐，任学部咨议官，京师法政学堂监督乔树楠又聘他为国文教习，于是离开安徽高等学堂，北上京城。方守彝有《送仲实辞高等学堂教务长入都》诗，其中有句，“诸生方如金在炉，问君胡为掉头去？”“君综众流贯百家，诸经阐发见新著。自合置之在上都，儒术能教根本固。”（方守彝《网旧闻斋调刁集》卷七）很能代表皖省学界对姚永朴的惜别之情。姚永朴再度回皖，已在十七年后，并执教于省立安徽大学。

      民国建立后，1914年，姚永朴受聘来到北大。这段时间，姚永朴认真总结了桐城派在文学上的见解，写出了《文学研究法》《史学研究法》等专著，将桐城古文理论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1917年胡适归国，任教于北大，以其《文学革命论》发起了一场猛烈的对于古文的攻击，斥桐城派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陈独秀、钱玄同鼓噪呼应，在这种情况下，姚永朴只能退出北大。其后姚永朴、姚永概和林琴南等人进入皖系政客徐树铮所办的正志学校，姚永概担任该校教务长。到1922年，姚永朴就离开北京回到了安徽。因为这一年，秋浦人周学熙利用回乡守制之机，在家乡创办了秋浦宏毅学舍（书院），并向姚永朴发出邀请。1923年，宏毅学舍开学，姚永朴任教务长，并为学校规划，前三年习国学，后三年习西学。王汉文、陈朝爵、方守敦、疏达、马庆云等名家学者汇聚该校。宏毅学舍“设有三个班级：一为普通预科班，有学生70—80人，学制为3年，相当于普通高中。二为补习班，有学生40余人，学制为2年，相当于普通初中。两个班除传授经学（即四书五经）外，‘并采名家所译西文格致及科学理化之论’，即今之数理化，动植物等科目。三为英文专修班（学生数不详），学制为5年，相当于大学英语专科。每天开5节英语，1节国文。”（据廖承义、张传忠《周馥两代后裔办学始末记》）宏毅学舍的教学模式可以看做是一种中国式办学模式的探索，尤其是从中等教育到大学专门教育的探索，姚永朴的积极参与谋划和教学，对于探讨安徽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应有一定的研究价值。1926年，姚永朴应邀到南京，教授东南大学。而此时安徽省的大学教育也正在艰难起步，省城安庆的士绅们一如当年安徽大学堂开办时一样，对姚永朴的回乡执教抱以很大期望。

      安徽省的高等教育，即以前述求是学堂到安徽高等学堂为主，兼及师范学堂、法政学堂、武备学堂等，但随着清政府的倒台，各学堂也于1911年前后停办了。1921年许世英就任安徽省长时，开始动议省级安徽大学的筹办。据姚永朴自述：“安徽自清光绪末停科举，初办高等学堂于省垣，继又师范学堂之设。由是郡邑分立中小各学，然经营伊始，于大学未遑议及也。民国十年，省长许世英首倡建立安徽大学之议，筹备至十五年之秋，高公世读乃聘永朴为校长，甫三月，值军兴而辍。”（姚永朴《新修安徽大学碑》）民国初期安徽政局的动荡、教育经费的欠缺以及省府对于大学教育态度的暧昧，使得安徽大学办学之路充满坎坷。早在1921年，蔡晓舟等人就发起“安徽大学期成会”，最终不了了之。直到1926年6月，洪逵任教育厅长，“拟订征聘皖贤会议大学办法，呈准施行。”安徽大学的筹办才开始出现转机。

     1926年7月，安大计划会议（即商讨征聘皖贤会议大学办法）规程报省署批准后，颁布实施。根据规程，“安大筹备处预定组织计划会议之人员有两种：（甲）凡皖籍人士具有下列资格之一者，则专函聘请之。（一）首任、现任各国立大学校长或教授者。（二）历任教育行政长官。（三）历任省教育会会长或委员。（四）乡望隆重、富有教育经验者。（乙）函请下列各机关推举或指派者（略）”教育厅长洪逵饬令筹备处发出聘函。其甲类第四项聘请人员中即有姚永朴、李光炯、阮强、光明甫、胡远浚等十人（原载《芜湖工商日报》1926年7月22日刊，转引自周宁《北洋政府时期省立安徽大学的筹办与纷争》）。

      由于洪逵的筹备处人选和校长提议（初提王星拱）遭到省内部分士绅的抵制，洪最终辞职而去。1926年9月，省教育厅长由吕世芳接任。省署为摆平此前洪逵为安大筹备处人选与安大校长人选与省内教育界产生的分歧，特任命姚永朴为安大校长。以姚永朴名望富重，学识深厚，望能得省内教育界，尤其是高等教育界的首肯。但此时安大筹备办学面临重重困难，生源、师资、校舍、经费都成问题。尤其是经费，在军阀统治时期，初期的办学资金都因被用作军费而付之阙如。姚永朴自然无从措手办学，加上北伐军兴，安大筹备工作只好中缀。姚永朴在此情形下，只能辞谢。

      关于1926年高世读聘姚永朴为安大校长，被姚永朴辞谢一事。现在学界均认为姚“立辞”。似乎姚永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高省长的聘任。其实从姚自己的《新修安徽大学碑》文中，用了“甫三月，值军兴而辍”的话，可见姚实际接受了聘书，而且长达三个月之久，只不过因为北伐军兴，大学办不下去了，才提出辞呈的。黄世农在《十六年度之安徽教育》中回忆说：“安徽大学，于本年度中（1927）数度着手筹办，要皆昙花一现，成效毫无。吕忆园（吕世芳）长教厅时，禀承省长高世读意旨，聘请军阀时代所谓名流如吴中英等，来皖筹备，以姚仲实为大学校长。后因经费无着，姚校长竟壁印辞职，所谓成绩，只如斯耳。”（载《安徽教育周刊》第一期）黄世农的报告也间接证明了姚永朴的辞谢是有客观原因的。除了北伐军兴，还有教育经费、人事安排等复杂因素，姚颇觉难办，不得不辞职。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国内政局稍稳。安徽省政府聘余谊密、张秋白、刘文典、吴承宗等人组成安大筹备委员会，推刘文典为预科筹办主任、韩安为农学院筹办主任、吴承宗为工学院筹办主任，定校名为安徽大学。“十七年（1928）二月，预科招生，八月推定预科主任刘文典兼文法学院主任，租赁安庆城北百花亭圣保罗校舍，正式招收本科学生，是为大学成立之始。十八年一月，复经省府改组，定名为安徽省立大学，聘前教育厅长程天放兼任校长，析文学、法学为两院，仍附设预科，遴员筹办理学院。”（《安徽通志稿教育考五》）、“程厅长兼长安大后，即于（民国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到校视事。对于大学职教员人选极为注意，总期物色适当人才为任。”、“姚仲实先生主持国学，又李范之、陈慎登、潘季野三先生亦被聘为国学教授。”（《本省教育（一）程厅长兼长安大后之设施》，载《安徽教育行政周刊》第二卷第五期）。

       据《安徽省立大学一览》记载，姚永朴到校后被聘为专任副教授，所授课程为“周易”，到校时间为民国十七年九月。1930年，姚永朴为安大教授，教授“左传、史学研究、群经通论”。姚永朴还担任了学校教授会代表，为安大教授会、招生委员会、出版委员会、升级审查委员会、资助学额委员会委员。1930年11月又担任了聘任委员会委员。学校对于像姚永朴这样的著名教授学者，礼遇甚恭，民国十八年秋季开学前，曾派人专程迎接。“本校教授陆续到校。本校新聘教授郁达夫先生，冀于九月二十九日由沪到校。又教授姚仲实先生，已于日前派人赴桐城迎接……”。（《安大校刊》1929年第2期）1929年10月第一次文学院院务会议，姚永朴出席，对于主席提出的暂订课程标准，姚永朴提议《诗经》宜增学分，议决通过，立改2学分为3学分，体现了安大对知名学者在教学建议上的尊重（《安大校刊》1929年第4期）1932年6月，省立安大第一届毕业典礼，教育部代表、省政府官员、本校校长程演生、本校著名教授何鲁、姚永朴应邀参加，并致发言词。（注：《安徽教育行政周刊》第五卷第二十五期资料载何鲁与姚永概，误。姚永概已于1923年病逝，不可能出现在安大，应是姚永朴的误写。）1933年，姚永朴已是文学院专任教授，月薪340元，与中国文学系主任周予同、文学院专任教授李范之、文学院特约讲座梅光迪享受同等待遇，当时学校仅有教务长丁嗣贤、事务长胡子穆、文学院长范寿康享受最高标准400元（见《安大周刊》第123期“本校教授薪俸月计表”），以当时安徽省的财政状况，给出这样的标准，实在是很不容易。1933至1934年，是安大财政最为紧张的两年，有一段时间安大连工资都发不出来。1933年秋学校几个月领不到经费（见《安庆师范学院百年校史稿》）。1933年11月，安大全体教职员公推郝耀东、李范之、姚永朴等十二人为索薪代表，催请省府财厅，发清大学所有欠款。“请省府财厅于一星期内，发出一个月经费，于第二星期内再发欠薪一个月。否则负责于下星期止，即全体请假。”（《安大周刊》第137期）。尽管这样，学校还想方设法把教授们的薪金先发一半。到1935年后，安大的经费状况就已见好转。

     1933年6月，安大第二届毕业典礼召开，“……姚（永朴）、李（范之）各教授均有诗文，于毕业同学奖掖无所不至……”（《关于纪念刊》，载《安大周刊》第124期）姚永朴赠给毕业同学的是二首五律，其一为“昔振燕山铎，今停皖口车。铸人资六艺，抚景惜三余。圣远心如揭，时危论敢疏。临岐何所赠，旧典即奇书。”其二为“日月依辰至，文章望代兴。九州余白发，四载共青灯。莫恨川无楫，相期木中绳。天池待鹏翼，看尔各飞腾。”（姚永朴《癸酉安徽大学第二届诸生毕业临别索言情不容己敬赋二律赠之》）表达对诸位毕业同学的惜别与期望。姚永朴在毕业典礼上还发表了一篇演说词，希望同学们在注重物质（科学）的同时，还要注重精神（道德）。姚永朴说，当今中国的形势，让人痛心，但还不是没有希望。希望在于政府极力提倡教育。诸位青年，是中国将来的希望。要致力于精神与物质的贯通，提升民族的精神素质。如此，中国不至于亡国，中国也能强大（见《安大第二届毕业纪念刊》）。

      1932年秋开始，程演生校长安排本校学术上有成就的教授如梅光迪、范寿康、陈望道、周予同、姚永朴等轮流向全校师生作学术讲座，一次一个教授讲一个专题，后将演讲稿在《安大周刊》上发表。此后在校报上专门辟出版面，介绍安大教授的论文、学术观点和著作。李顺卿任校长后，根据学科内容把全校教师组织成不同学科的教员学术研究会。每个会员须交论文提供研讨，每月举行一次公开学术演讲，论文择优在安大学术杂志《安徽大学月刊》上发表。《安大周刊》第222期就报道了姚永朴的一次演讲：“本大学教员学术研究会，于上月二十九日下午三时，由中国语文学系召集，在本校图书馆举行第三次会议，出席者：本大学全体教员，由姚仲实老先生主讲，题为《古本大学研究之所得》（讲辞志后）。姚老先生讲毕，罗季林先生发问‘明明德’之涵意，由姚先生详加解释，继李范之先生，由‘明明德’到性善性恶问题，遂互相讨论。至六时许，始宣告散会。”姚永朴历年发表于《安大月刊》的论文，据笔者所见，有《清代盐法考略（上卷）》（第一卷第六期，1934年4月）、《清代盐法考略（下卷）》（第二卷第一期，1934年10月）、《读经刍议》（第二卷第七期，1935年5月）、《迩言》（第二卷第八期，1935年6月）等，篇数不多，皆足为典范之论。

      姚永朴晚年视力近盲，每入课堂必由人扶掖，方能入座，“庄言谐语，妙趣横生。其称引诸经，云在某页某行，诸生检之，无或爽者。盖博闻强记，至老不衰云”。吴孟复时在无锡国专，寄书请益，先生回书，字大盈寸，累十余张，其吃力可以想见。并附寄自著《蜕私轩集》《论语解注合编》《文学研究法》《旧闻随笔》，可见姚永朴对于教导后进的不遗余力，常使后学感动（据吴孟复《忆姚仲实先生》）。1936年秋，姚永朴自安徽大学谢病归，当道议月致金币为颐养资，嘱李范之致意。先生辞谢道：“余平生馆谷，无一文苟得者，今老矣，乃反以口腹累诸君耶？”卒辞不受。据《蜕私轩集》所附《行述》：“先生内养醇粹，貌壮而温，目短视。自少至老，手一编未尝或辍。始治诗古文辞，后乃专志读经，于注疏及宋元明清诸儒经说，无不淹贯。丹黄并下，博稽而约取。旁及诸子史，及小学音韵。编摩撰述，凡数百卷，先后印行于世。既以高闻雅望，膺大学聘，口讲手编，刻无停晷。诸生之经承指授者，于所业无不豁然贯通，心悦诚服，造就成材者无虑数千百人。”

      1937年，姚永朴在家乡，写诗赠与安大校长和同事、同学，致以殷殷问候之意，表达了他对安大学子的殷切期望。“忆从总角诵遗编，两鬓如丝七十年。才尽已无江氏笔，时艰谁著祖生鞭。幸归故土逢先觉，能出新知导后贤。他日天池鹏翼展，巢林倦鸟亦欣然。新营  舍傍菱湖，眼底风光似画图。鼓箧群看佳士满，承筐那虑德邻孤。愧予待问殊钟叩，因病闲居籍杖扶。犹有一言思念世，通经致用莫言迂。”（《予授经安徽大学九年，丙子秋病归，寄赠李顺卿校长、诸同事同学》）

     1938年日军侵安徽，姚永朴随家人避寇西行，由赣如湘之桂，次年因忧愤劳累，一代经学大师竟病卒于桂林。

      姚永朴以晚清旧知识分子参与安徽的新教育，并经历了五四运动前后桐城文化的兴衰际遇，但他能笃守经学传统，延续桐城文脉，反映了他对传统文化的执着。客观的说，桐城文化在近代已渐趋式微，但我们不能因此彻底否定桐城文化和传统旧学中有用的成分。先生曾言：“夫武卫者，保国之形式也，文教者，保国之精神也”（见《文学研究法》）。又如先生所提到的物质（科学）和精神（道德）并重的观点仍有参考价值。即如当今社会，人们对于物质诚然追求不息，但对于精神（即道德）的追求却远远不够。姚永朴说的“讲求货物，振兴实业，当拿到款子的时候，先想到自己占有，则货物怎能办得好？这是道德心缺乏之故。造枪炮以抵御外寇，但外国人打战时有进无退，我们放了一枪就跑了。所以外国人败了战，总是胸前受枪，而中国人打败了战，总是背后受弹。”这是姚永朴1933年安大第二届毕业典礼上的演讲，虽然讲的是30年代的中国，其言其意，谁又能说无警示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