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笔（约1673—1763），清康熙至乾隆时期望江县人，早年应科举，屡不第，遂隐居，著有《见南斋诗文集》、《楚辞达》等作品。查新《望江县志·人物传》，有鲁笔传记。

      “鲁笔(1621～1704)，字蘸青，号雁门，县城人。幼孤贫，好读书，每遇难处，不解不休；得佳本，常闭门披吟，不分昼夜。少年举秀才。明亡后，不应科举，不求仕进，遨游四方，结交名士，互相唱和。晚年在县城大北门鸡冠包上筑室读书讲学，他不愿面北称臣称民，门朝南开，名曰“见南斋”。他的诗文中常流露反清思想，署名“雷阳鲁笔”。一次朝廷下令通缉“雷阳鲁”，结果四处寻找，只有叫鲁笔的，没有“雷阳鲁”，才幸免于难。他晴天出门，常常撑雨伞，穿钉靴，以示对现实不满。

　　鲁为文崇尚大家，不逐时好，造诣很高。他的诗作，风流潇洒，脍炙人口。当世名宿戴巨川、王已山对他极为赞赏，他在西湖十二月竹枝词的一首诗中写道：‘西湖灯月夜相连，月在天心灯在船。郎爱灯光侬爱月，凤笙吹断一湖烟’。在《潭月》一诗中写道：‘月从水中出，水在月中明，光光两相澈，盈盈一种情’他的诗作中也不乏气势磅礴之笔，他在《东门行》的开头几句写道：‘出东门，气凌凌，仗孤剑，走燕秦，男儿动，不可一世，岂可蹙蹙速速求他人……。’著述有《楚辞达》、《见南诗集》刊刻行世，《易经春秋注释》惜未付印。”

     不知道新编《望江县志》鲁笔的资料出自何处，但其中的谬误和不当之处却不少。首先是鲁笔的生卒年月和时代背景的错误，另外就是把传说纳入史志，不合史志传记体例。鲁笔真实的情况究竟如何，众说不一，他的资料流传下来的很少，以至于后人在研究他的作品时，把他的籍贯和出生年月弄得混乱不堪。有人说他是“雷川”人，有人说他是“雷州（属广东省）”人，或认为他“生卒年不详”，或以为卒于乾隆丁卯（1747年，即乾隆十二年）。其实这些问题大多来源于对资料的误读。鲁笔著有《楚辞达》，乾隆三十一年见南斋刊本，书前有钱塘梁同书（清代乾隆年间诗人、书法家）的序，书后有望江县人方城的跋。嘉庆九年（1804），望江县令师范将《楚辞达》收入《二余堂丛书》，并写有序言。我们先来看看方城对鲁笔的记述：

“吾乡鲁雁门，讳笔，号蘸青，一号榆谷，于学无所不窥。弱冠即名籍乡邦。好游历佳山水间，近远争延礼之。强仕年，乃与予同附学，屡踬举场，故倦游。日坐破屋后山斋，闭户著书等身。先有《见南斋诗文集》行世。其于星纬皇极，数及轩岐，郭、廖等书，靡不切究，尤邃六书韵律诸内典，并诠释精辟，识解超妙。又工真草各家书法。先生为人，美丰仪，善谈谐，介直和易。至与人剖辩古今人是非得失事，时或抗声厉色，不可夺。长予廿余龄，为忘年交，余特师事之。常晨夕过从，得聆绪论要，无能窥其涯涘。丁卯余幸售而先生老，余谒选而先生死矣。”（方城，乾隆三十一年版《楚辞达》后跋）

     方城，字引薇，康熙至乾隆年间望江县人，曾师事鲁笔，于乾隆十二年（丁卯，1747）中举，后选授浙江昌化知县。据乾隆《望江县志》，方城卒于乾隆戊子（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寿七十二岁（县志卷七《人物·儒林》），推算方城约生于1696年（康熙三十五年，丙子）。按方城所言，鲁笔长其“廿余龄”，那么鲁笔应出生于1676年前几年。又据方城言，“余谒选而先生死矣”，查道光《昌化县志》，方城选任昌化县令始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癸未），则鲁笔死于此前不久（按《雷音集》，鲁笔诗后戴瀚的跋语，至少在乾隆癸酉年，即1753年，鲁笔仍在世），以1676年算，鲁笔八十七岁，上推数年，大约在1673年前后比较合理（以是年算，鲁笔已经九十岁，即使按1753年算，鲁笔八十岁）。方城丁卯年（乾隆十二年，1747年）中举（有人以为这年鲁笔死，其实方城中举到选授知县中间隔了十六年），其时鲁笔大约七十四岁，在古人足可以称“老”。

乾隆《望江县志》列鲁笔入“儒林”，仅见于列目，正文中鲁笔的位置被挖白，似涉及禁讳。卷八“艺文”下“诗部”收入鲁笔诗，应为同题二首，但“其一”的位置又被挖白。查阅道光后《安徽通志》无鲁笔内容，而清代禁书总目中则罗列其《见南斋诗集》，所以县志的处理并非空穴来风。

鲁笔生平，方城的记述为比较可信（雁门或为字，或为别号，待考），而新县志以传说入志，愚以为不可取。按方城说，鲁笔“好游历佳山水”，我在《秦淮闻见录》中发现了他为秦淮名妓马湘兰墓所作的几首诗，《秦淮诗抄》中收有他的《秦淮晓发》等诗作，可见早年亦是意气勃发，交游广泛。清乾隆年间，闽人郭起元曾任官于太湖等地，与鲁笔有交往，郭起元的《介石堂诗集》中有《宿鲁雁门书馆》、《夜饮鲁雁门山斋》等诗作。至于鲁笔“屡踬科场”，应该不是他的水平低，可能与他的孤傲的个性有关。梁同书说：“鲁子为予同年望江方君引薇老友，穷年矻矻不得志以死。”（《楚辞达》序），我以为是不错的。

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安徽巡抚富弼奏准收缴《见南斋诗集》，予以禁毁，也许是发现了一些对现实不满的诗句（并非是“反清”），因此鲁笔诗文流传甚少。所幸嘉庆年间望江县令师范编纂望江名人诗文总集《雷音集》，收入鲁笔作品若干卷，使其不至埋没。我们看看鲁笔的几首诗，感觉他的风格不受拘束，颇能自成一家：

登临因过尔，留客意何长。未到青峰顶，先来绿野堂。风摇千树月，酒散一天霜。助我高吟兴，披衣懒上床。（《游茗山路经某君留宿》）

晓开天地阔，清旭散鸿蒙。扑翠微惊雨，收云乍作风。水田明万点，陵数暗千丛。出没难名状，揽归一掌中。（阙题，原诗二首，存其一）

雪霁澄江放晚霞，轻帆一路系梅花。情堪适处忘为客，意不如时悔别家。夜冷羡人偎榾柮，月明何处听琵琶。也知此后春风近，其奈愁多鬓已华。（《岁暮归舟》）

叶飘难禁往来风，未肯输怀向狡童。画到兰心留素素，死依僧院示空空。知音卓女情虽切，薄幸王郎信不终。一点怜才真意在，青青竹节夕阳中。

绝世英雄寄女妆，荆家曾说十三娘。年来文士动相挤，始识伊人不可忘。零露似熏香豆蔻，百花想见绣衣裳。平生除拜要离冢，到此才焚一瓣香。（《题马湘兰墓二首》）

秦淮羁客谈离忧，尘梦惊回出石头。十里枫鸣两岸叶，五更帆破一江秋。北山烟锁周颙宅，西郭霞横孙楚楼。愿说六朝人未散，天宫缓放桂花舟。（《秦淮晓发》）

望江县令师范在《楚辞达》序言中说：“先生之自序其时艺，曰：间尝独往深山空谷中，四顾无人，划然一啸，忽心关震动，如乐出虚然。”钱塘梁同书为《楚辞达》作序，其中论及鲁笔的诗：“雄浑高古，有汉魏之遗。”

令人欣慰的是，鲁笔付以毕生精力研究创作的《楚辞达》完整保存下来了，现有乾隆三十一年的初版和嘉庆九年的《二余堂丛书》版。近年，扬州广陵书社出版整套《楚辞文献集成》，收入了乾隆版的《楚辞达》，亦是鲁笔身后一大幸事。

鲁笔故乡望邑，襟江带湖，县中旧有“二茗神灯”“连塘旧戍”“四湖烟水”“湘兰宛在”等美景，其中“湘兰宛在”位于县城西门外龙湖西岸的西湘庙，供奉楚大夫屈原。望江县令师范曾在《楚辞达》序言中说：“望邑面江背湖，烟水菰芦间，大夫祠所在辄有，予每过其下，觉云车风马，遝至纷来，惝恍灵奇，如相晤语。”可见望江古邑尊奉屈原颇有传统。望江文人也多有研究屈原辞赋的风气。清代桐城人方于谷在《华阳镇竹枝词》中写道:“三閭有庙在前洲，保佑家家庆有秋。”“肯注离骚龙石楼，雁门解佩卷还留。”其中就提到龙燮和鲁笔二人对屈原词赋的研究著述。

《楚辞达》全书一卷，分为两大部分，前面是《见南斋读离骚指略》，后面是《雷川鲁笔雁门氏论释》。自汉代王逸著《楚辞章句》，历代注释《楚辞》的论著不可胜数，以宋代朱熹的《楚辞集注》影响较大。有清一代，注《楚辞》者不下百余家，如钱澄之、朱冀、林云铭、屈复等皆为人所熟知。鲁笔不同于前辈诸家，他独辟蹊径，自成一家，从《离骚》入手，开掘屈原辞赋的意蕴，研究其篇章结构，是独特的“读骚”派，而不仅仅是个“注骚”派。鲁笔自言：“《离骚》一篇，包举《楚辞》全部、全义、全神，最是难看。看透此一篇，以后各篇，自可迎刃而解。则一达无不毕达者矣。故直以‘楚辞达’标之。”（《见南斋读离骚指略》）梁同书在《楚辞达》序言中也阐明《楚辞达》的命名意义：“屈子抱忠爱之忱，处疑谤之地，不能自达于君父而託之于文字，又不能直达于文字而託之于灵奇惝恍。可解不可解之说，譬犹大块意气抑塞盘薄，其来也无端，其去也无迹，后之读者不过掇拾其美人香草之词，而究莫得其旨蕴之所在。即自王逸以下，注者不乏，或达其文而不达其辞，达其辞而不达其志。有能疏通证明，使当日屈子之用心，千古若揭者，谁乎？雷川鲁子雁门，深于离骚，著读骚三十七条，于文章之道，曲尽其变。其注骚也，取旧时影响附会之解，辩论而订正之，又自为融贯而条晰，命之曰‘楚辞达’”。

《指略》分为“总论”“篇章”“气脉”“风骨”“神吻”等十九项，有仿《文心雕龙》的体例特色，又有明清时代文学评论的特征。这种评论方法显得自由而不受拘束，历代注疏家将《楚辞》奉为经典，解注大多因循王逸、朱子。鲁笔对历代注家的拘谨颇不满，他在《总论》里一开头就提出个大胆的见解：“《离骚》盖以郑声为雅乐者也。厥词淫放，幻缈可喜可愕，不必尽本中和，要归于忧君念国而止。发乎情，止乎理义，独三百篇乎哉！”又批评朱熹和历代注家：“乃朱子谓屈原忠而过者也，又谓端人庄士羞称之，宋儒论人迂刻如此。王凤洲谓总杂重复，故乱其绪，使同声者、自寻修郄者难摘。则并不识文法所在，一贬一褒，皆无当乎体要。”所以他反对把《楚辞》无限经典化，认为《楚辞》在本质上是和《诗经》一样的“发乎情，止乎理”的文学作品。他在《总论》中提出：“看《离骚》先须得其篇法、段法、章法、句法、字法，识其轻重主客之所在，然后玩其词调、审其音节、按其气骨、讨其神味、挹其风韵，能事毕矣。若徒究义理，斯为钝根。”总体上来说，鲁笔还是认为：“《离骚》乃风雅之文，非传记之文。传记可以直指，风雅必用曲传。”

在后一部分《雷川鲁笔雁门氏论释》（简称《论释》）中，鲁笔从篇章、段落上将《离骚》分为前后两大部分，总十二个段落进行分析注释，共三十七条。上半部分五段，自开头至“岂余心之可惩”；下半部分七段，自“女媭之婵媛兮”至全诗末尾。他认为上半部分是“实叙法”，下半部分“纯是一派幻境”。《离骚》分段，各家不同，鲁笔着重在作者的表现方法上。其实以《离骚》的艺术和现实意义上分析，写实和幻境描写并不是分得那么清楚。但是作为一种独特的“读骚”法，和鲁笔优于其他注骚家的新颖见解，使得他的《论释》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比如他对“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这一句中“民心”的解释，认为既代表了忠臣之心、国民之心，也代表了贰臣之心、佞臣之心，而不是朱熹所以为的只是普通民心。鲁笔这个观点是切合实际的。屈原在这里说明了楚怀王善恶不分、政治混沌，让正直爱国的人们失望，也表达了他的满腔悲愤（“怨”字）。鲁笔在三十七条注疏中对于朱熹、朱冀、林云铭的观点，提出了辩驳，大多是正确的，可惜这些观点并没有引起后代足够的重视。

鲁笔在清代，只能算一个默默无闻的草根文人，县志、省志（即《通志》）不录，但是了解他的人，都为其人品、文品所倾倒。梁同书没有见过鲁笔，但通过方城的介绍和对《楚辞达》的阅读，亦由衷赞叹，“读三十七条而骚经之旨思过半矣。读注骚一篇，而九歌、天问又无待烦言矣。不惟达注骚者所未达，并作骚者所不能达，尽从而达之。鲁子真屈子之知己而后学之津筏乎！”嘉庆年间望江县令师范为《楚辞达》作序，可算是对鲁笔的一个较好的总结：“其指略也，奇而法，微而显，其释骚也，婉而多风，曲而有直，体二千余年之大文，至是而昭若发蒙，洞若观火。”“顾世之惜先生者，谓其负才如此，竟未获一饩于黉宫而终老牖下，抑知曩日之以科甲、明经傲先生者，俱已草亡木卒，而先生长同楚词以不朽。则凡将相之贵、金紫之荣，皆腐鼠耳，乌足以为先生嚇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