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自古以来，文风昌盛而外，奇绝之士代有所出，如明代左光斗，如清代方苞、戴名世，虽身陷囹圄，不改其气节，为后代所仰。而执着于理学探索，虽死而不渝者，尚有康熙、雍正间布衣孙学颜，其光彩与戴名世可相抗衡。

孙学颜，字用克，一字尔尧，号周冕，又号舫山，桐城北乡大关人。据孙氏族谱，其先祖孙以忠，明初迁桐为始祖。先生当生于康熙十六年（1677，丁巳），少年时即专好理学。曾筑华农精舍于麻山，读书、讲学其中，同学相与称其为“华农子，又称麻山先生。”学颜与友人方泽以方同乡方闲阿为师。里中胡莫斋建尊文书舍，请学颜于家中设馆，教其子胡田。“闲阿时过从，相与砥砺，率乡人行吕氏乡约，期以讲明圣贤之道为己任。其后，先生与方苎川（泽）、胡雍则（胡田）、吴易光、易正诸先生作同人堂，配祀闲阿于朱子焉。”方闲阿先生过世后，学颜与胡莫斋继续在乡里结社讲学。学颜早年与莫斋先生读蓝田吕氏乡约，深感“是书之可以为法于后世也”，于是召集同人刻印讲习，以正乡里风俗。学颜一生，不应科举，中年后往来于金陵、湖湘之间，广泛结交同志。湖南的车鼎丰、车鼎贲，浙江的严鸿逵、沈在宽，皆得以友善。严鸿逵是清初浙江名儒吕留良的门生，沈在宽师从严氏，学颜得闻吕留良思想学问，服膺称善，以为儒学之正宗。湖南车氏兄弟也是吕留良的私淑弟子，曾刻印吕氏讲义，广泛传播，其同好者遍布东南各省。学颜从车氏兄弟编定吕留良著作得到鼓舞启发，决定继续编订阐发吕氏古文，借此来宣传他的理学探索。康熙五十九年（1720），学颜在金陵刻印《晚村古文》二卷，自为编次并作序、评。

“宋五子后，以儒者之言发挥圣贤经训，俾斯文丕变、彝伦不至于终释者，功莫盛于东海晚村先生。而先生之言见于评骘时文中者，其高弟子陈鏦大始既为编辑讲义一书，而楚邵车遇上氏又为增删校订，题以吕子评语。度今海内有志之士欲由先生之言以窥圣学之阃奥者，已莫不家传而户颂之矣。……余不敏，自少有志先生之学，即以不获尽读先生著述为恨。庚寅冬，客金陵，因与二三同志讲明先生所刊布诸宋儒书，遂相约悉心访求先生遗文，以酬夙志，以示来学。……”（《晚村古文》序）

所谓宋五子，指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后代学者合称“宋儒”之代表，或所谓“关、濂、洛、闽”之盟主。先生极力推崇吕留良的经义学问，把吕氏列为宋五子后的绝对继承人。

“士不立志，不知所以为学，未有不溺于功利词章、流于阳儒阴释，而终于荡灭先王之礼教者。”（《答张菊人书》后评）

    先生对理学的阐发，首先在“立志”，其次是反对“阳儒阴释”之徒，借孔孟之说来“惑世诬民”。翻阅先生的《麻山遗集》，表现的思想更为彻底：

    “今之但知执笔学为时文以苟一时之名为荣身肥家、亲戚交游光宠计者，人欲之甚者也。立志不汙，期以讲学明理、躬行实践，求造乎圣贤之阃奥者，天理之至者也。天理人欲相反之几，正犹冰炭、薰莸之不可以同器而藏。安有事出于为人欲之甚而可以言无害于天理之至者哉！盖自世衰教息，世之为士者，非陷于佛老空虚之邪见，则必溺于词章训诂之俗学，其所从旧矣。然是二者，一经先儒大声疾呼之后，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亦能略见其非矣。惟所谓科举之学，以穷经读史为利禄之媒，士无贤愚，争相慕效，不啻群蚁之附腥膻、聚蛾之投爝火，其所以破坏人心、殄灭天理者，固已划地殆尽矣。”（《答顾洛生书》）

先生义正词严，反对靠“功名利禄”来满足个人私欲。故先生一生，不事科举，也不求仕进。对于科举的存在，先生在无奈之余，提出了自己变通的看法：

“但以时文请业，不无少乖设教之义。然此亦时会所遭，有无可奈何者。吾辈转移之道，惟须于此中择其器量深宏、识趣高远者，渐加讲贯、提掇，使之稍识途径，知此道人人可求而得，或亦可以为昌明之助。”（《答胡莫斋先生书》）

这或是先生后来编订吕氏古文的初衷，希望求学者将孔孟程朱之学作为“立身”和“求道”之源，远离利禄功名的追逐。先生年轻时曾读书龙眠山下，自号其斋曰：“采苦”。“余尝读书龙眠之严溪，日取溪旁苦菜充餐，因以采苦名斋。”（《麻山遗集卷二·宁饿斋记》）先生借此强调为学，要在“不失其本心”。“志士不忘在沟壑居，今世不能咬菜根，未有不失其本心者。”（《晚村古文·答陆冰修书》后评）先生又曾说：

“学道而遇饥寒，正可以藉是以验吾学之所得力，必于此而不以乱吾心、屈吾志、堕吾功，然后始有以为上达之基。”（《与李陶文书》）

“君子之持身也，其穷与达，为斯道盛衰所关。使时当艰难，而一二忧心世道之士，复与孳孳世味者同酣豢于丰饶逸乐而无以佑启其衷，恐未必有当于天心而无愧于圣贤也。”（《与陈敬持书》）

先生所鄙者，是自称“忧心世道”，却不能忍饥耐寒，倾力于修身为学的人。友人陈敬持家因遭遇旱灾而田苗干枯、衣食化为乌有，然而敬持“独能固守所学”，不为奇言怪语所扰乱，深为先生所赞赏。先生自己也力行不缀，并表示“今日吾党于此惟甘心枵腹穷簷，力行其所未至，以求无负于造物玉成之意可耳，生计之不足又何足为贤者虑哉！”

先生毕生探求儒学之真，奉吕氏古文为圭皋，其大要已如上述，然而先生心中亦有“门派”，“汉儒”之学弃之自不待论，于王阳明的“心学”，先生亦多次著文驳之。在和严鸿逵（号寒村）的书信答问中，先生论道：

“究其受病之本，总由不见实理之源头。因不见源头，故不知有在物之理。不知物我一理，才明彼即晓此，为合内外之道，故以程朱格物之说为义外。至其所自为格物之说，则格其不正以归于正，乃其本训。”（《与严寒村先生书》）

先生先生考察王阳明创说之源，“得自二氏（儒、释）”，为“儒释合一之旨”，其追随者多成为“阳儒阴释”之徒，与程朱之学，相去不可以道里计也。先生故“于姚江之学，断断不稍假借”。

先生一生，严正律己，为人处事，从不苟且，处馆授业，“只为饥驱糊口”，也从未有“反清”思想流露，然而晚年竟以文字之祸而被害，血溅西台。据现有资料，至雍正六年夏秋，先生在淮安坐馆数年，因患病，回到桐城家中休养。当年九月底，湖南曾静、张熙投书案发，先生不幸被卷入其中。

雍正六年九月底，吕留良的私淑弟子、湖南人曾静派遣其门徒张熙投书于川陕总督岳钟琪，劝岳举兵反清。岳钟琪大惊，立即将张熙拘捕审问，在酷刑和攻心之下，张熙交代了所谓的“同谋”（见岳钟琪十月二日给雍正的第三封密折），其中有江南车鼎丰、车鼎贲及“孙克用”等人。岳给皇帝上密折，在“孙克用”名字下用小字注：“系江南淮安府人，据称曾在车鼎丰家相会。”十月二十二日，雍正皇帝给江南总督范时绎下达密旨，搜捕和讯问在其辖内的车鼎丰、车鼎贲、孙克用。十一月二日前后，车鼎丰、车鼎贲已经拿到。据车鼎丰的供词说，他家从前请过一位先生，“姓孙，号用克，名字学颜，系桐城县人。”其人早已辞去，听说近来在淮安授馆。上年八月，曾来给母亲祝寿。今秋由淮安回桐城，路过江宁时还来拜访过一次，此外再没有听说过其他淮安孙姓之人。又据车鼎贲的供词说，家中亲友和请过的教师里面，没有叫孙克用的，只有一个孙用克，名字是孙学颜，桐城人。早年因在方苞家里见过，认为有学问，才请来当教师的。但因其人性格怪癖，不好相处，早已辞去，现在在淮安任家授馆。今年七月内因患痢疾，回家养病，经过江宁时来拜访过。范时绎认为车氏兄弟所供称的教师孙用克，与名单中的“孙克用”名字相似，又都是在淮安坐馆，“揆系要犯，难容漏网”，于是又派出两路人马，一路去淮安任家查问行踪，一路直奔桐城缉拿。十一月八日，先生由桐城押来江宁受审（先生被捕时间没有记载，先生自记在“冬十月”）。当时先生正患痢疾，身体虚弱。范时绎和江苏按察使董永芠验明先生确实患病在身，但审问依旧进行。首先是问先生和投书者张熙及严赓臣（即严鸿逵）、沈在宽等人的关系，先生回答自己和张熙从来就没有交往，不知他从哪里得知我名字，或许是在车家听说过也未可知。和严赓臣、沈在宽是旧日就认识的，其余的人根本不认识。又问可知道有一个叫孙克用的，先生回答“未曾听见此人名号。”又问，在孙家搜出的地舆图集和许多天文书籍，作何解释？先生回答，那些书和图都是市面上公开出售的，没有什么隐匿的用途。审查官问，据张熙供称，严赓臣精通兵法，尤善火攻、火器，你们在一起时是否研讨过此类学问？先生回答，严赓臣是早年在车家的相识，后来交往并不多，不知道他有这方面的专长，也没有什么学问上的研讨。沈在宽，因为同在车家当教师，相交要多一些。审查官拿出在车家搜出的一首“反诗”，叫先生认看。先生认出那是沈在宽的笔迹，但究系何人所作，却无法断定。考虑到孙学颜系重病在身，不能承受酷刑，只能“刑示嚇讯”，在没有新的口供之前，范时绎暂时将先生羁押收监。十一月十一日给皇帝的奏折中，范时绎汇报说，“唯孙克用一犯，虽讯据已获之孙用克，即与姓名字样上下相同、事迹相类（者），是否竟系此人，未敢遽信，臣仍密督地方官上紧缉拿，并专差干员暗加察访，如果真有其人，获到之日，臣谨具奏……”，雍正的批示说，已派钦差去湖南，“凡有干系两江人犯咨文一到，可作速缜密料理，莫令兔脱生事。”因此先生在江宁狱中度过了近两个月，直到次年正月末，才移送湖南长沙集中会审。

湖南方面，雍正在十月十一日已派出钦差觉罗海兰到长沙，协助巡抚王国栋审案。十一月三日，又派出刑部右侍郎兼吏部尚书杭奕禄来长沙，与海兰、王国栋一起会审，可见对此案的重视程度。湖南的搜捕工作在十一月底已全部结束，“逆首”曾静于十一月十五日在永兴县蒲潭村的家中被捕，随即押往长沙讯问。

根据曾静供称，他是永兴县的一名被革除功名的生员，喜好研究程朱理学，崇拜吕留良的学问。去年徒弟张熙到浙江去访求吕氏著作，得知“湖州严赓臣、沈在宽们，都是吕晚村渊源一脉，必定有学问的了”，“就同张熙讲究这事，若做得成（指上书策反岳钟琪），我们举尔所知这些人，都可荐得的。其实不曾会过面，并无同谋的事，也没有什么党羽。”又细检各犯人家中搜到书籍字札，于张新华（张熙的父亲）家搜出“逆书”二册，并上总督岳钟琪书稿，及临行祭神祭祖等文。查书内所开严赓臣、沈在宽、车遇上，都是奉旨查拿要犯，又有施虹玉、毛仪、孙学颜名字。曾静说：“施虹玉系江南徽州人，年九十六岁，其人已故。孙学颜系山西人，我在古文刻本上见他学问好，没有会过面，不晓得他年貌住处。”王国栋、海兰奏称“臣等于搜到书籍内，检出《吕晚村古文》二本，系桐城孙学颜编次、作序。篇首又有‘桐城孙用克编次’一条，似乎孙学颜即属孙克用。再臣海兰，前赍到供犯单内，开有孙克用一人，系江南淮安府人，与集内桐城孙用克，姓名略同，合并陈明，伏乞睿鉴。”（见雍正六年十二月湖南巡抚王国栋、副都统海兰等奏折）

据杭奕禄奏报，“臣等细行查访，此外实无同伙党羽。其逆书所载谯中翼、严赓臣、沈在宽、车鼎丰、车鼎贲、孙克用，并书内查出毛仪、施虹玉等，据该犯（曾静）坚称，皆系背地推崇，并无谋面之人等语。臣等查阅《知新录》、《知几录》（即所谓“逆书”）内所载各条，原无与众商谋字样，似非全出狡饰。”

雍正七年正月初，皇帝批准江南总督范时绎的奏报，将车鼎丰、车鼎贲、孙用克移送长沙，交由杭奕禄等人会审。杭奕禄在雍正七年正月末的奏报中说：“至供犯车鼎丰等，正月十二日据臣等差役王宗周回称，江南督臣范时绎已经遣员解来，正月二十外可到。”“本月二十九日又准江南督臣范时绎，将逆贼供犯车鼎丰、车鼎赍、孙克用，委员押解到长沙府，并声明孙克用现在患病等因。均经分别严加收禁。”据此可知七年正月底，孙学颜等人已经到达长沙。先生仍在病中，尚未痊愈。先生在其《麻山诗集》第三卷《破戒吟》前有小序：“戊申冬十月遭难后，恐祸由笔墨，戒不为诗者七十余日。己酉正月，由金陵赴讯长沙。病苦之余，坐骡轿中，闷甚。间遇风景佳处，则出数语以自遣。”说的正是当时情形。

长沙会审开始后，提讯了曾静和从西安解到的张熙等人，张熙供称“赴陕投递逆书，系曾静主使”“小的先于雍正五年，至浙江吕晚村家买书，会见吕无尽，因说起吕晚村有个门人严赓臣，遂复至湖州严赓臣家，又因严赓臣有门人沈在宽，在江南车鼎丰、车鼎贲家教书，遂写书交与小的，于八月间到车家，住两三日，临行车家送银一两。至孙克用，系小的在车家时听得说学问好，其实并未会面。在陕西时，亦无见过。”

又提审孙克用，据供“实名孙用克，并不曾与张熙会面”。

会审结束后，一干“人犯”遵旨解往北京。由湖南巡抚王国栋捐出路费，委派干员，海兰、杭奕禄带领，于雍正七年三月初十日，自长沙府起程，历经一个多月的奔波，于夏初抵达京城，全部人犯交由刑部收监安置。据《麻山遗集》所记，先生此后与吴江周敬舆、周养元等人关押在一起。当时刑部审理的主要对象是曾静、张熙、严赓臣、沈在宽等人，先生不过随堂听问而已，因此先生得有余闲。先生有数篇文章涉及西台事，应该是在狱中写成的，如《送周养元序》、《杭氏谱序》、《送王敬朗序》等。在《杭氏谱序》中，先生不无感慨地说：“余自罹祸难，平生知旧肯顾恤通音问者，指不多曲”。在《送周养元序》中，先生多次提及同住的吴江周敬舆、周养元，先生与他们在狱中仍然孜孜不倦的讨论理学。“吴江饭蓴居士（周敬舆）与余同系西台五年矣。恐惧修身之余，居士辄出其远祖濂溪先生所著书，与余相讲习。于是俯仰身世，若不知岁月之流易与夫精神气血之日以衰靡也。”后来方宗诚评论道：“观先生居祸患中，身困而心亨，神闲而气定，是亦可见先生之所养矣。”（《编订麻山遗集叙》）又曾论道：“（先生）晚年以楚浙之狱累系西台八九年，犹以存心养性为功，无怨尤之意。”（《三隐君子传》）

雍正十年十二月，皇帝下达对此案的最后判决，严赓臣已死，戮尸枭示，沈在宽凌迟处死。“车鼎丰、车鼎贲，刊刻逆书，往来契厚；孙用克阴相援结，周敬舆甘心附逆，私藏禁书。”“车鼎丰、车鼎贲、孙用克、周敬舆，俱依拟应斩，著监候，秋后处决。”（据雍正十年十二月上谕）

 依最后的判决，孙学颜的罪名是因与严赓臣、沈在宽等吕氏门徒“阴相援结”，其中并未提及刊刻《晚村古文》，然而实罪在此。正如《皖志列传稿》的分析“吕留良独借评文讲义，倡言夷夏之大防，弟子严鸿逵、沈在宽更诵法推衍其师说，书播湖湘间，而得私淑者曾静。”“曾静疏帝九恶，已播于外，朝野戚戚，知满汉之见未泯，人心未尝一日忘故国。”“学颜乃以刊序留良书，与周敬舆、车鼎丰、车鼎贲、黄补庵等同弃世。”（曾静、张熙被雍正皇帝赦免，但乾隆登基后，仍被凌迟处死。）

先生之死，按律应在次年（雍正十一年）秋后，然遍查清代有关文档，雍正十年后，没有斩决该案犯人的记载，马其昶、方宗诚的传记文章也没有先生遇害的具体年份，仅据《皖志列传稿》所记，先生遇害在雍正十二年（甲寅）十一月。方泽（柱川）先生“为经济其丧以归”。（据《桐城耆旧传》等）。

先生去世以后，“家中藏书悉化为烟灰。故先生死后，亦无槠墨流传人间。历年愈多，而先生之名，虽同里好学之士，且有不审为何如人矣。”（萧穆《孙麻山先生遗集后序》）“没后，著述散佚不传，郡县志至无有先生姓名，又无论学术、行谊矣。惟同时诸家之书间有称述之者。”“咸丰中，桐城陷于贼，萧生敬孚于人家残轶中得先生遗文，以示余，中有西台文数篇，似先生在难时手稿。”（方宗诚《编订麻山遗集叙》）萧穆对于这次意外的收获，也有详细记述（见《孙麻山遗集后序》）先生亦有诗，早年与文集同散失，据方宗诚所述：“先生于余伯曾祖待庐先生洎余曾王父振川府君俱有师友姻戚之谊，故余从兄植之先生家藏有先生遗诗一卷，兀奡奇崛，不类世俗人语言，读之知为介特士也。”

据民国版的《麻山遗诗》，先生诗作中确有或明或暗的刺清字句，如《黄河清》：“白日冷如冰，妖星大如斗。借问北来人，黄河果清否。河清君莫疑，其名曰福水。办矢射天狼，明年戊申矣。”《华农耕舍》：“曝日南檐背也温，妖枪未扫献何人。”《放歌》：“日看皋羽西台记，莫读犁眉覆瓿诗。”《迢迢谷》：“北风当面吹，讲席必南向。”《看梅》：“幸有南枝慰岑寂，况无羌笛损精神。”《感兴》：“无端袖手钟山下，未免哀号负杜鹃。”《赠野鹿翁》：“商飚扰钟阜，王气失所归。”等，如何解释，当有教于专家学者，其于先生身份及形藏颇有不合之处。

先生当清代中期，为隐士，为宿儒，律身自好，不意遭文字之祸，马其昶说：“明东林君子以讲学构祸，无足怪矣；悲夫，先生乃生于昌明之时，而独不幸也。”方宗诚亦有评论：“华农以牵连得祸，于是学士辍讲者百有余年。一二笃行之儒，亦止修身而不敢明于口也。学术晦而士习靡，心性昧而浮文炽，乱之所生，厥由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