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钧衡，字存庄，号蓉洲，嘉庆十九年（1814，甲戌）生于桐城西乡。戴氏始祖元末由江西迁桐，至钧衡为第十五世。现存清同治七年（1868，戊辰）《香山戴氏续修宗谱》记载，钧衡曾祖名燕永，工诗文；父亲名纶济，国学生。钧衡七岁开蒙，敏于文，“振笔洒洒数千言。”约十四岁左右，拜邑中先辈朱雅（字芥生，号歌堂）、张敏求（字燮臣，号勖园）学习古诗。朱、张二人，皆以刘大櫆为师。二十多岁后，学古文，“爱乡先生耕南刘氏作，揣摩私效，……二十三，交许丈吾田，攻考证，学务为汇古数典之文”（《味经山馆文钞》自序）。此时虽为诸生，钧衡已为乡人所知，“思以诗文名世”，遂将所作数百首诗请正于朱、张两位老师和各位好友，“自壬辰至乙未，经朱先生选者十之七，自丙申至己亥经张先生选者十之八，将受梓，复以己意汰去者十之一，兹存三百二十首。”（《蓉洲初集》自序）《蓉洲初集》成书这年，钧衡二十六岁。又与同乡文聚奎、程恩绶等在孔城中街办桐乡书院，受到县令和后来安徽学政的褒奖。姚莹、方东树都写有《桐乡书院记》，安徽学政罗惇衍还留下了《桐乡书院碑记》。戴钧衡自己也说“夫以一乡之地创古未有之举。”（见《桐乡书院志》）桐乡书院直到咸丰三年（1853），太平天国占领桐城后方才停办。以这样的名声和成就，钧衡在二十七岁时（1840年春）去拜见了从广东回来的名儒方东树，请求教诲。方东树已看过《蓉洲初集》，虽觉其中浮华夸饰之词不少，但对这个年青人还是非常赏识。他把自著的诗学专著《昭昧詹言》送给他，让他好好思考。钧衡自从拜读了《昭昧詹言》后，深为惭愧自己的不足，“始知曩作客气陈言，浮浅轻易，于古人意绪归宿、神脉气味，千万分而未有一焉。”（《味经山馆诗抄》自序）此后年余未作一诗，专心以方东树为师，并与方宗诚、马三俊等同门结为挚友，互相砥砺。方宗诚在《柏堂师友言行记》中叙述道：“先生勉以务笃实，勿尚浮华、驰声誉、为客气所使。存庄始知穷经求实用。又与予及马命之交，能受直言，虽重责之，皆力改。”由于方东树的影响，戴钧衡逐渐接受正统的儒学思想，始知 “求宋五子书以明其理；求之经以裕其学；求之史以广其识”，对于学问文章，力求达到“言必有物，以求臻乎古大家精深之诣。”海内外著名的学者姚莹、梅曾亮、邵懿辰、鲁一同都闻钧衡名，愿以文交友。此时的戴钧衡，在文艺和经学的权衡中，更倾向于“通经致用”，和方宗诚、马三俊、文聚奎等同学（被称为“辅仁之友”），借研究经学来探讨“用世”之方。戴钧衡著有《书传补商》（十七卷）《书传疑纂》（八卷），论者以为贯通汉宋（汉儒、宋儒对《尚书》的诠释），考订精密，多有前人未发之见。方宗诚尤其欣赏《书传补商》，称为“是书在国朝经学中，最有补于经术。曾节相（指曾国藩）极称之。”（《柏堂师友言行记》卷一）

随着鸦片战争爆发，清政府在政治军事上暴露出严重的积弊，引发了知识分子对时局的思考。戴钧衡在作于辛丑年（1841）的《闻警》中写道：“蛇豕近闻侵上国，安危争赖将臣贤。”彼时他对于大清国的抵御外辱还抱有幻想。可惜这种幻想很快就消失了，次年（1842），戴钧衡在省城登临大观亭，作《登大观亭》诗，其中写道：“吊古苍茫元季事，忧时零落巨川才。近闻夷船乘虚至，新自金陵载宝回。”郁闷之情溢于言表。戴的尊师方植之，年老卧病，对于东南战事，痛彻之余，作《病榻罪言》欲上呈当道，此事给戴钧衡以很大触动。他写了一首《书植之先生病榻罪言后》，诗前小序说：“英夷跳梁东南，大帅议抚。先生时卧病，切齿痛心，作书言制夷之策，名曰‘病榻罪言’，遣人上之浙江军门，不能用。”诗中写道：“敢从草野筹军事，专望朝廷采罪言。近说群公主和议，空劳万马出中原。”对于朝廷一味“议和”表达了深深的失望。同乡姚莹，在台抗英，后获罪当道，被贬川藏，戴钧衡赋诗予以鼓励和肯定：“帝悳（同“德”）再生非贬黜，臣死九心尚从容。朱昂莫鄙咸叟令，益策忠勤报九重。”（《寄姚丈石甫四川》）作为一介布衣，无由干政，亦无路上达其忧国之心，戴钧衡烦闷郁抑充塞于心，1842年写给方宗诚等人的诗中，他叹道：“不敢关时事，吾侪乃布衣。九重封事少，诸将昔人非。”“命薄逢时艰，书生感奋同。百年惊世变，四海惜穷途。”（《秋感寄苏厚子文钟甫江贻之方存之》）1849年以前，除了经营桐乡书院、整理乡前贤遗著之外，他曾上书县令，对于乡里事务多有关注，《味经山馆文抄》中有《上唐明府言灾事》和《桐城护堤石岸记》（遗著目录中有《再上唐明府言灾事》），文中条陈缕析，言之惟恐不尽。道光二十九年（1849），南京乡试，三十六岁的戴钧衡以第四名中举，其十篇议对策被呈御览，他对时局的的关注已引起当道的注意。科举对于戴钧衡的意义，本不在于求进身，务在“致用”，就像方宗诚给他的书信里提出的，国家开科取士，是要学人“明道、淑身、达用”，为国家尽忠、尽力而已（方宗诚《送戴存庄叙》）。1850、1852年，戴钧衡两次赴京参加礼部会试，一路上留心当时当地的人才愚贤和民生利病及风俗善恶，思考整治的方略，并用日记的形式记录下来，预备将来呈示给当道。1850年正月，年仅十九岁的奕詝（即咸丰皇帝）登基，锐意改革弊政，诏许天下直言。钧衡给在京的工部侍郎吕贤基、给谏陈坛、通政罗惇衍上书，“乞其陈请以副天下之望”。 按方宗诚说：“道光三十年，应礼部试后，闭户作书，上给谏陈坛，昌言穆、耆二相误国之罪，并称林文忠、姚石甫之忠。侃侃数千言，其书但称江南举人，未署名。陈给谏密疏进呈，果见采用。”（《柏堂师友言行记》卷一）后来穆彰阿、耆善的倒台，自有其得罪咸丰的内因，但和陈坛的多次上书弹劾也不无关系。他又给罗惇衍上书，分析国家科举考试中的弊病，严词犀利，为天下被埋没的人才叫屈。《味经山馆文抄》中有一篇《书殷子征会试落卷后》，很能代表这种思想：“道光三十年，余邑应礼部试者二十三人，揭晓后，得进士者二人。余索试卷，半同考官不肯终卷阅者。而殷君子征之文，同考官且误读其句，誊录纰谬，目如未睹。士子得失不足言，独念诸公皆计日将受大任者，其能实心以为天下国家哉！曩者甲午江南乡试，少穆林公以苏抚为监临，命同考官三场十四艺，无论荐否，必加点评。呜呼，公之尽心于国事者，其一端也。今皇上求贤若渴，负海内重望者莫如公，潘相国首先举之，群大臣不能极力推赞，速起林下，闻且有阳抑而欲其不出者，然则吾侪见逆于同考官，又何足道邪！”通过对林则徐敬业爱民的褒扬，于当时的考官敷衍塞责行为提出严厉的批评。

正当咸丰帝欲改革弊政、有所作为时，洪秀全在金田起义，彻底打乱了清廷的部署。太平天国声势浩大，清廷虽全力抵御，但仍节节败退。戴钧衡在家乡，出于封建知识分子的“正统”意识，为时局“忧心”不已。听说曾国藩在湖南筹办团练，立即写信给曾国藩，把他对“祸乱”根源的看法以及防御之策详细阐述之。1853年，当太平军逼近湖南、湖北，意欲东下的态势明朗之时，戴钧衡决定放弃会试，与文聚奎、马三俊、张勋等人，谋划聚民筹饷，图保乡里。工部侍郎吕贤基受命在安徽筹办团练，戴钧衡十次上书，请吕侍郎派重兵守卫沿江及桐、舒要地。吕贤基与安徽当地官僚意见不合，发兵之事难成。1853年10月14日，桐城“陷落”，戴钧衡和家人避入山中。不久，江忠源（湖南湘乡人）被任命为安徽巡抚，驻节六安，请吕贤基推荐人才以充幕府。吕贤基推荐了戴钧衡与文聚奎、马三俊等人，曾国藩在湖南也向江忠源推荐了戴钧衡和淮安的鲁一同，认为戴和鲁有经世之才。没等戴钧衡去向江忠源“投效”，太平军攻破舒城、庐州，江忠源战死，戴钧衡只好再次隐蔽于乡里。1854年夏，清军反攻，包围庐州和舒城，桐城太平军势力孤单，戴钧衡认为时机来临，于是出来和文聚奎、张勋“筹饷万金，邀结义民，请兵于各大帅。”他写信给时任安徽巡抚福济(此人是戴均衡乡试的座师)，请求突袭桐城，“以断舒、庐之后”。这年秋天，戴均衡亲自去求见福济，将自著的《草茅一得》（三卷）呈示给座师，提出对时局的分析和应对策略，望得到支持。但福济于军事并无所长，戴均衡回乡后反复思虑，又写成《草茅续得》一卷，寄给副都御史袁甲三（时驻兵临淮），请袁出兵袭桐。袁甲三认可戴均衡的分析，派宿迁秀才臧纾青统兵来桐城。11月7日，臧纾青抵达桐城外围，戴均衡和文聚奎入营参赞军事，并随后打了一次胜仗。戴均衡力劝臧纾青攻击桐城，“肃清内患”，否则择地安营为久困之计。臧纾青以兵少为由拒绝攻击桐城，同僚间意见颇不统一。11月17日，太平军反攻，臧纾青兵败战死，戴均衡和文聚奎跑到六安，请袁甲三继续发兵，未得允准。第二年（1855）年春，在方宗诚的建议下，戴均衡打算去九江投曾国藩幕府，因战乱道路不通而放弃了。戴均衡准备再去见袁甲三，当面陈述大计。这时候袁甲三和福济不谐，福济弹劾袁甲三，袁离职而去。戴均衡不顾福济是自己座师，写信给福济，一方面请他认错自劾，一方面请他挽留袁甲三（见方宗诚《柏堂师友言行记》卷一）。钧衡当时住在怀远秀才田畹香家中，还写信给福济让他捕杀亳州捻军首领张洛行，又上书给霍山人吴竹如（时在朝中任官），请求其上奏朝廷救援安徽。由于奔波思虑过于辛劳，这年八月戴钧衡病倒在田畹香家，十月十八日病逝。尽管戴均衡反对太平军，但是他写给福济和袁甲三的《草茅一得》《草茅续得》多少揭露了国家在用人和用兵上的诸多弊端，尤其是对于一些当权者，戴均衡毫不留情的加以批评，如对兵败逃跑而又骄横跋扈的安徽布政使李本仁，就直言痛斥：“身为封疆重臣，城陷不能死，又复不候谕旨，自回本任，作威作福，诚为千古未有之奇事也！”（《草茅一得》卷一）对于太平天国的起事和八旗军队的无能，钧衡认为“论者归之天劫，予则以为人事之失也。”又说“诸将过于持重，往往失机，旷日持久，兵饷难继。”（引同上）他在《草茅续得》中郑重提出几个要求：“一严军令、一求将才、一明赏罚、一筹大局。军令不严，高官厚赏不能得其死力；将才不求，大帅一人不能冲锋肆应；赏罚不明，虽有军令将才，人心不可得而固；大局不筹，虽有目前克捷，贼势不可得而灭。”“又论严法令、明教化、厉气节、改科举、破资格、久任使、肃军政、省例案、节财用、禁奢侈，皆按切时务，反复至数万言。”（见方宗诚《戴存庄权厝志》）这些建议，即使在和平年代，亦能使人深思而有益。曾国藩作为晚清中兴之臣，对于戴均衡也是推崇有加，认为他是桐城派中不可多得的人才。曾国藩说：“在桐城者，有戴钧衡存庄，事植之久，尤精力过绝人，自以为守其邑先正之法，襢之后进，义无所让也。”（《欧阳生文集序》）。曾氏评价颇有见地。桐城派传到方东树、姚莹（姚鼐弟子），其“义理旨趣”分为“道学”和“经济”两途，方东树守“道学”，姚莹重“经济”（见马厚文《桐城文派源流考》）。刘声木在《桐城文学渊源考》中说方东树“学问出于程朱，欲因文见道，穷理尽性。”戴钧衡自然深受影响。和方东树一样，戴钧衡扶植乡中后学、继承和发扬桐城文风，亦是不遗余力。二十六岁时，就和程恩绶等人创办桐乡书院，为桐城培养了大量的后继人才，得到安徽学政的褒奖。他年轻时就致力搜求先贤遗著，编刻方苞和戴名世的著作，为桐城派的发扬光大做出了积极贡献。值得一提的是，他和文聚奎等人合编《古桐乡诗选》、和方宗诚等人合编《桐城文录》，收录的诗文已不限于大家名人，对于宣传桐城的大众乡贤文化，亦是助力甚多。